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欧阳子《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永远的尹雪艳
- 尹雪艳的新公馆坐落在仁爱路四段的高级住宅区里，是一栋崭新的西式洋房，有个十分宽敞的客厅，容得下两三桌酒席。尹雪艳对她的新公馆倒是刻意经营过一番。客厅的家具是一色桃花心红木桌椅，几张老式大靠背的沙发，塞满了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倚在柔软的丝枕上，十分舒适。到过尹公馆的人，都称赞尹雪艳的客厅布置妥帖，教人坐着不肯动身。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有些客人喜欢挖花，尹雪艳还特别腾出一间有隔音设备的房间，挖花的客人可以关在里面恣意唱和。冬天有暖炉，夏天有冷气，坐在尹公馆里，很容易忘记外面台北市的阴寒及溽暑。客厅案头的古玩花瓶，四时都供着鲜花。尹雪艳对于花道十分讲究，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长年都送来上选的鲜货。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尹雪艳的新公馆很快地便成为她旧雨新知的聚会所。老朋友来到时，谈谈老话，大家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想一会儿当年，在尹雪艳面前发发牢骚，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
- 尹雪艳确实不必发愁，尹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老朋友固然把尹公馆当做世外桃源，一般新知也在尹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尹雪艳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有他们的派头，因此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至于一般新知，尹公馆更是建立社交的好所在了。
一把青
- 傍晚的时分，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儿到村口搁军用电话的那间门房里去等候消息。总部那边的人答应六七点钟给我们打电话通消息。朱青梳洗过了，换上一件杏黄色的薄绸长衫，头上还绾了一根苹果绿的丝带，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看着十分清新可喜。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跟我有说有笑，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她便渐渐紧张起来了，脸也绷了，声也噤了，她一边织着毛线却不时地抬头去看桌上那架电话机。我们左等右等，直到九点多钟，电话铃才响了起来。朱青倏地跳起来，怀里的绒线球滚得一地，急忙向电话奔去，可是到了桌子边却回过头来向着我声音颤抖地说道： “师娘——电话来了。” 我去接过电话，总部里的人说，伟成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两小时，下午五点钟已经起飞到苏北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朱青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她呆站着，半晌没有出声，脸上的肌肉却微微地在抽搐。 “我们回去吧。”我向她说道。 我们走回村子里，朱青一直默默跟在我后面，走到我门口时，我对她说： “莫难过了，他们的事情很没准的。” 朱青扭过头去，用袖子去擂眼睛，嗓子哽咽得很厉害。 “别的没有什么，只是今天又空等一天——” 我把她的肩膀搂过来说道： “朱青，师娘有几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要不要听。飞将军的太太，不容易当。二十四小时，那颗心都挂在天上。哪怕你眼睛朝天空望出血来，那天上的人未必知晓。他们就像那些铁鸟儿，忽而飞到东，忽而飞到西，你抓也抓不住。你嫁进了我们这个村子里，朱青，莫怪我讲句老实话，你就得狠起心肠来，才担得住日后的风险呢。”朱青泪眼模糊地瞅着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儿。我扳起她的下巴颏，笑着叹道： “回去吧，今夜早点上床。”
岁除
- 骊珠赶忙立了起来，俞欣替她穿上了她那件红大衣，自己也戴上了军帽，他又走到客厅一面镜子前头将领带整了一下，才和刘营长夫妇道了别。骊珠和俞欣走到巷子里时，看见信义东村那些军眷的小孩子都聚在巷子中央，有二三十个，大家围成了一个圆圈在放烟炮。刘家的儿子刘英正蹲在地上点燃了一个大花筒，一蓬银光倏地冒起六七尺高，把一张张童稚的笑脸都照得银亮。在一阵欢呼中，小孩子们都七手八脚地点燃了自己的烟炮，一道道亮光冲破了黑暗的天空。四周的爆竹声愈来愈密，除夕已经到了尾声，又一个新年开始降临到台北市来。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 金大班看见她死命地用双手把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护住，一脸抽搐着，白得像张纸一样。金大班不由得怔住了，她站在朱凤面前，默默地端详着她，她看见朱凤那双眼睛凶光闪闪，竟充满了怨毒，好像一只刚赖抱的小母鸡准备和偷它鸡蛋的人拼命了似的。她爱上了他了，金大班暗暗叹息道，要是这个小婊子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那就没法了。这起还没尝过人生三昧的小娼妇们，凭你说烂了舌头，她们未必听得入耳。连她自己那一次呢，她替月如怀了孕，姆妈和阿哥一个人揪住她一只膀子，要把她扛出去打胎。她捧住肚子满地打滚，对他们抢天呼地地哭道：要除掉她肚子里那块肉吗？除非先拿条绳子来把她勒死。姆妈好狠心，到底在面里暗下了一把药，把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给打了下来。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姆妈天天劝她：阿囡，你是聪明人。人家官家大少，独儿独子，哪里肯让你毁了前程去？你们这种卖腰的，日后拖着个无父无姓的野种，谁要你？姆妈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自从月如那个大官老子，派了几个卫士来，把月如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了以后，她就知道，今生今世，休想再见她那个小爱人的面了。不过那时她还年轻，一样也有许多傻念头。她要替她那个学生爱人生一个儿子，一辈子守住那个小孽障，哪怕街头讨饭也是心甘情愿的。难道卖腰的就不是人吗？那颗心一样也是肉做的呢。何况又是很标致的大学生。像朱凤这种刚下海的雏儿，有几个守得住的？ “拿去吧，”金大班把右手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了下来，掷到了朱凤怀里，“值得五百美金，够你和你肚子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的了。生了下来，你也不必回到这个地方来。这口饭，不是你吃得下的。”金大班说着便把化妆室的门一甩开，朱凤追在后面叫了几声她也没有答理，径自跺着高跟鞋便摇了出去。外面舞池里老早挤满了人，雾一般的冷气中，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光，乐队正在敲打得十分热闹，舞池中一对对都像扭股糖儿似的黏在了一起摇来晃去。金大班走过一个台子，一把便让一个舞客捞住了，她回头看时，原来是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专来捧小如意萧红美的。
- 金大班借着舞池边的柱灯，微仰着头，端详起那个年轻的男人来。她发觉原来他竟长得眉清目秀，趣青的须毛都还没有长老，头上的长发梳得十分妥帖，透着一阵阵贝林的甜香。他并不敢贴近她的身体，只稍稍搂着她的腰肢，生硬地走着。走了几步，便踢到了她的高跟鞋，他惶恐地抬起头，腼腆地对她笑着，一直含糊地对她说着对不起，雪白的脸上一下子通红了起来。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很感兴味地瞅着他，大概只有第一次到舞场来的嫩角色才会脸红，到舞场来寻欢竟也会红脸——大概她就是爱上了会红脸的男人。那晚月如第一次到百乐门去，和她跳舞的时候，羞得连头都不抬起来，脸上一阵又一阵地泛着红晕。当晚她便把他带回了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她把他的头紧紧地搂进她怀里，贴在她赤裸的胸房上，两行热泪，突地涌了下来。那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疼怜，得到了那样一个羞赧的男人的童贞。一刹那，她觉得她在别的男人身上所受的玷辱和亵渎，都随着她的泪水流走了一般。她一向都觉得男人的身体又脏又丑又臭，她和许多男人同过床，每次她都是偏过头去，把眼睛紧紧闭上的。可是那晚当月如睡熟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着月光，痴痴地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月光照到了他青白的胸膛和纤秀的腰肢上，她好像头一次真正看到了一个赤裸的男体一般，那一刻她才了悟原来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肉体，竟也会那样发狂般地痴恋起来的。当她把滚热的面腮轻轻地偎贴到月如冰凉的脚背上时，她又禁不住默默地哭泣起来了。 “这个舞我不会跳了。”那个年轻的男人说道。他停了下来，尴尬地望着金大班，乐队刚换了一支曲子。金大班凝望了他片刻，终于温柔地笑了起来，说道： “不要紧，这是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来替你数拍子。” 说完她便把那个年轻的男人搂进了怀里，面腮贴近了他的耳朵，轻轻地，柔柔地数着： 一二三—— 一二三——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 退役后，我便回台中家里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到台北来找事，才又到舅妈家去。舅妈病了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她显得非常苍白无神。舅妈说，自从她家发生过那桩不吉利的事情以后，她的身体就没有好过，夜夜失眠。她挣扎着起来，紧紧地执着我的手，悄悄说道： “天天夜里，我都听见有人在园子里浇水的声音。” 母亲说过，舅妈是个神经极衰弱的女人，一辈子专爱讲鬼话。当我走到园子里的时候，却赫然看见那百多株杜鹃花，一球堆着一球，一片卷起一片，全部爆放开了。好像一腔按捺不住的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洒得一园子斑斑点点都是血红血红的，我从来没看见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过。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子里捉迷藏，她们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丛中穿来穿去。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地荡漾着。
思旧赋
- 罗伯娘搀了顺恩嫂，步出厨房，往院中走去。院子的小石径上，生满了苍苔，两个老妇人，互相扶持着，十分蹒跚。石径两旁的蒿草，抽发得齐了腰，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茎秆间，结了许多蛛网，网上黏满了虫尸。罗伯娘一行走着，一行用手拨开斜侵到径上来的蒿草，让顺恩嫂通过去。当罗伯娘引着顺恩嫂走到石径的尽头时，顺恩嫂才赫然发现，蒿草丛后面的一张纹石圆凳上，竟端坐着一个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茎叶冒过了他的头，把他遮住了。他的头顶上空，一群密密匝匝的蚊蚋正在绕着圈子飞。胖男人的身上，裹缠着一件臃肿灰旧的呢大衣，大衣的纽扣脱得只剩下了一粒。他的肚子像只塞满了泥沙的麻包袋，胀凸到了大衣的外面来，他那条裤子的拉链，掉下了一半，露出了里面一束底裤的带子。他脱了鞋袜，一双胖秃秃的大脚，齐齐地合并着，搁在泥地上，冻得红通通的。他的头颅也十分胖大，一头焦黄干枯的短发，差不多脱落尽了，露出了粉红的嫩头皮来。脸上两团痴肥的腮帮子，松弛下垂，把他一径半张着的大嘴，扯成了一把弯弓。胖男人的手中，正抓着一把发了花的野草在逗玩，野草的白絮子洒得他一身。 罗伯娘搀着顺恩嫂，一直把她引到了胖男人的眼前。顺恩嫂佝着腰，面对着那个胖男人，端详了半晌。 “少爷——”顺恩嫂悄悄地叫了一声。胖男人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怔忡地望着顺恩嫂，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少爷，我是顺恩嫂。”顺恩嫂又凑近了一步，在胖男人的耳边轻轻叫道。胖男人偏过头去，瞪着顺恩嫂，突然他咧开了大嘴，嘻嘻地傻笑起来，口水从他嘴角流了下来，一挂挂滴到了他的衣襟上。顺恩嫂从腋下抽出了一块手帕来，凑向前去，替胖男人揩拭嘴角及衣襟上的口涎，揩着揩着，她忽然张开瘦弱的手臂，将胖男人那颗大头颅，紧紧地搂进了她的胸怀。“少爷仔——你还笑——你最可怜——夫人看见要疼死喽——” 顺恩嫂将她那干枯的瘦脸，抵住胖男人秃秃的头顶，呜咽地干泣了起来。 “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罗伯娘站在旁边，喃喃自语地说道。 “少爷仔——少爷仔——”顺恩嫂的手臂围拥着胖男人的头颅，瘦小的身子，前后摇晃。 她一直紧闭着眼睛，干瘪下塌的嘴巴，一张一翕在抖动，一声又一声，凄哑地呼唤着。 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些芜蔓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响起来，把顺恩嫂身上那件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统统飞张起来。
梁父吟
- “那时还年轻，哪里在意，现在上了年纪，到底发着了，天寒的时候，腰上总是僵痛，电疗过几次，并不见效，我便到奚复一那里去抓了一帖药，服着好像还克化得动似的。”朴公说着，已经把那一碗汤药饮尽，然后又开始和雷委员对弈起来。下到二十手的光景，雷委员有一角被朴公打围起来，勒死了，他在盒子里一直抓弄棋子，想了差不多十来分钟才能下手。 “朴公——”他抬头时，发觉原来朴公坐在那里，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他赶忙立了起来，走到朴公身旁，在朴公耳边，又轻轻地唤了一声： “朴公——” “嗯？”朴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含糊地问道，“该我下了吗？” “朴公该休息了，打扰了一个下午，我想我还是先告辞了吧。恩师那边还有许多后事等我去了结呢。” 朴公怔怔地思索了半晌，终于站了起来说道：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 朴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满院里那些紫竹都骚然地抖响起来。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朴公踱到院子里的一角，却停了下来。那儿有一个三叠层的黑漆铁花架，架上齐齐地摆着九盆兰花，都是上品的素心兰，九只花盆是一式回青白瓷螭龙纹的方盆，盆里铺了冷杉屑。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地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地发得十分苍碧。朴公立在那几盆萧疏的兰花面前，背着手出了半天的神，他胸前那挂丰盛的银髯给风吹得飘扬了起来。他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辛亥年间，一些早已淡忘了的佚事来，直到他的孙子效先走来牵动他的袖管，他才扶着他孙子的肩膀，祖孙二人，一同入内共进晚餐。
孤恋花
- 娟娟穿戴好，我们便一块儿走了出去，到五月花去上班，走在街上，我看见她那一头长发在晚风里乱飞起来，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街头迎面一个大落日，从染缸里滚出来似的，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我暗暗感到，娟娟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到底载着多少的罪孽呢？
- 娟娟的案子没有开庭，因为她完全疯掉了。他们把她押到新竹海边一个疯人院去。我申请了两个多月，他们才准我去探望她，林三郎跟我做伴去的。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 我们在新竹疯人院里看到了娟娟。她们给她上了手铐，说她会咬人。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发尾子齐着耳根翘了起来，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穿了一件灰布袍子，领子开得低低的，喉咙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完全露了出来。她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笑了一下，她那张小小的三角脸，显得愈更苍白削瘦，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我们坐了一阵子，没有什么话说，我把一篮苹果留了下来，林三郎也买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给娟娟。两个男护士把娟娟架了进去，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放她出来了。 我和林三郎走出疯人院，已是黄昏，海风把路上的沙刮了起来，让落日映得黄濛濛的。去乘公共汽车，要走一大段路，林三郎走得很慢，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瞎掉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臂，两个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地行着。路上没有人，两旁一片连着一片稻田。秋收过了。干裂的田里竖着一丛丛枯残的稻梗子。走了半天，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起来，我对林三郎说： “三郎，唱你那支《孤恋花》来听。”“好的，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喉咙，尖起他的假嗓子，学着那些酒家女，细细地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欉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花桥荣记
-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闷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出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过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开双臂，拦住来往的汽车，一面喊着：小心！小心！让那群小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太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间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有白的芍药花。
-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奸，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闯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 有一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胀，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地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太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仔细地瞧了一番。果然是我们花桥，桥底下是漓江，桥头那两根石头龙柱还在那里，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后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卢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罗家姑娘了。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得暗暗喝起彩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地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带走了，我要挂在我们店里，日后有广西同乡来，我好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秋思
- 华夫人走到花园里，一阵凉风迎面吹过来，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一面戴上她那副珠灰的丝手套。园子里一道夕阳，斜铺在草坪上，那些朝鲜草草尖子已经泛着点点的黄斑，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几片落叶，给风吹得簌簌地在打转子。华夫人在石径上走了几步，突然一阵冷香，袭到了她面上来，她回头望去，看见墙东一角，那一片“一捧雪”开得翻腾了起来，她不由得煞住了脚，若有所思地迟疑了片刻，终于回头踅了过去。她踱到那畦“一捧雪”眼前，俯下身，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几十株齐腰的白菊花，一团团，一簇簇，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白茸茸的一片，真好像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华夫人又凑近一朵大白菊，嗅了一下。人家都说这就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在新公园的花展还得过特别奖呢，只是太娇弱了些，去年种下去，差不多都枯死了，她叫花匠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倒没料到，一下子，竟开得这般繁盛起来了。怪道上次万吕如珠来的时候，这些“一捧雪”刚打苞，她已经抱怨她：华夫人，你这些菊花真的那么尊贵吗？也舍不得送我们两枝插插盆。万夫人在学日文。万夫人在学茶道。万夫人又在学插花了！还是跟什么京子小姐学的。万吕如珠——那个女人，也懂得茶道、花道吗？弄得一屋子的盆儿、罐儿、壶儿、杯儿——都是从日本买来的，她说，现在日本东西做得不知道多么好！东京战后不知道多么繁华！奇怪，现在日本人的模样儿也变得体面起来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连走步路，筛壶茶，也那么弯腰驼背，打恭作揖，周身都沾了东洋婆的腔调儿。难道这些极尊贵的“一捧雪”就任她拿去随便糟蹋了不成？
- 一阵风掠过，华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她心中微微一震，她仿佛记得，那几天，他房中也一径透着这股奇怪的腥香，她守在他床边，看着医生用条橡皮管子，插在他喉头上那个肿得发亮，乌黑的癌疽里，昼夜不停地在抽着脓水，他床头的几案上，那只白瓷胆瓶里，正插着三枝碗大一般的白菊花，那是她亲自到园里去采来插瓶的。园里那百多株“一捧雪”都是栖霞山移来的名种，那年秋天，人都这样说，日本鬼打跑了，阳澄湖的螃蟹也肥了，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他带着他的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揩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她也笑得弯下了身去，对他说道：“欢迎将军，班师回朝——”他挽着她，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指挥刀，挂在他腰际，铮铮锵锵，闪亮的，一双带白钢刺的马靴踏得混响，挽着她一同走进了园子里，他擎着一杯白兰地，敬到她唇边，满面笑容地低声唤道：芸香——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捧雪”，都在他身后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
游园惊梦
- 钱夫人环视了一下，第二桌的客人都站在那儿带笑瞅着她。钱夫人赶忙含糊地推辞了两句，坐了下去，一阵心跳，连她的脸都有点发热了。倒不是她没经过这种场面，好久没有应酬，竟有点不惯了。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座，她从来也不必推让。南京那起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分的，还数不出几个来。她可不能跟那些官儿的姨太太们去比，她可是钱鹏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而她那时才冒二十岁，一个清唱的姑娘，一夜间便成了将军夫人了。卖唱的嫁给小户人家还遭多少议论，又何况是入了侯门？连她亲妹子十七月月红还刻薄过她两句：姊姊，你的辫子也该铰了，明日你和钱将军走在一起，人家还以为你是他的孙女儿呢！钱鹏志娶她那年已经六十靠边了，然而怎么说她也是他正正经经的填房夫人啊。她明白她的身份，她也珍惜她的身份。跟了钱鹏志那十几年，筵前酒后，哪次她不是捏着一把冷汗，任是多大的场面，总是应付得妥妥帖帖的？走在人前，一样风华翩跹，谁又敢议论她是秦淮河得月台的蓝田玉了？
- 蒋碧月从车门伸出手来，不停地招挥着，钱夫人看见她臂上那一串扭花镯子，在空中划了几个金圈圈。 “钱夫人的车子呢？”客人快走尽的时候，窦夫人站在台阶下问刘副官道。 “报告夫人，钱将军夫人是坐计程车来的。”刘副官立了正答道。 “三阿姊——”钱夫人站在露台上叫了一声。 “那么我的汽车回来，立刻传进来送钱夫人吧。”窦夫人马上接口道。 “是，夫人。”刘副官接了命令便退走了。 窦夫人回转身，便向着露台走了上来，钱夫人看见她身上那块白披肩，在月光下，像朵云似的簇拥着她。一阵风掠过去，周遭的椰树都沙沙地呜了起来，把窦夫人身上那块大披肩吹得姗姗扬起，钱夫人赶忙用手把大衣领子锁了起来，连连打了两个寒噤，刚才滚热的面腮，吃这阵凉风一逼，汗毛都张开了。 “我们进去吧，五妹妹。”窦夫人伸出手来，搂着钱夫人的肩膀往屋内走去，“我叫人沏壶茶来，我们正好谈谈心——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 钱夫人沉吟了半晌，侧过头来答道： “变多喽。” 走到房子门口的时候，她又轻轻地加了一句： “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冬夜
-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一辆计程车驶过巷口，余教授马上举手截下。计程车司机打开了门，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吴柱国握手道别，他执住吴柱国的手，突然声音微微颤抖地说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伦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吴柱国坐进车内，又伸出手来跟余教授紧紧握了一下。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地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他拐到厨房里，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地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回到客厅中，发觉靠近书桌那扇窗户，让风吹开了，来回开阖，发出砰砰的响声，他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他从窗缝中，看到他儿子房中的灯光仍然亮着，俊彦坐在窗前，低着头在看书，他那年轻英爽的侧影，映在窗框里。余教授微微吃了一惊，他好像骤然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般，他已经逐渐忘怀了他年轻时的模样了。他记得就是在俊彦那个年纪，二十岁，他那时认识雅馨的。那次他们在北海公园，雅馨刚剪掉辫子，一头秀发让风吹得飞了起来，她穿着一条深蓝的学生裙站在北海边，裙子飘飘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烧一般，把她的脸也染红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诗，就是献给雅馨的：“当你倚在碧波上 满天的红霞 便化做了朵朵莲花 托着你 随风飘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余教授摇了一摇他那十分光秃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湿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随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侠隐记》，又坐到沙发上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翻了两页，眼睛便合上了，头垂下去，开始一点一点地，打起盹来，朦胧中，他听到隔壁隐约传来一阵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笑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地下着。
国葬
- 秦义方颤巍巍地赶着蹭了过去，走到中年男人面前，低声唤道。 “少爷，我是秦副官。” 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记得少爷小时候，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一双小军靴，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他拉着他的手，急急跑到操场上，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驹，两父子倏地一下，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马背上起伏着，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张起来。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长官气得一脸铁青，指着少爷喝道： “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 “长官——他——” 秦义方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可是秦义方却把手又缩了回来，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一位穿戴得很威风的主祭将官走了上来，顷刻间，灵堂里黑压压的早站满了人。秦义方赶忙退回到灵堂的一角，他看见人群里，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凝神屏气地肃立在那里。
- 秦义方往前赶了两步叫道，老和尚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灵堂里哀乐大奏，已是启灵的时分。殡仪馆门口的人潮陡地分开两边，陆军仪队刀枪齐举，李浩然将军的灵柩，由八位仪队军官扶持，从灵堂里移了出来，灵柩上覆着青天白日旗一面。一辆仪队吉普车老早开了出来，停在殡仪馆大门口，上面伫立一位撑旗兵，手举一面四星将旗领队，接着便是灵车，李浩然将军的遗像竖立车前。灵枢一扶上灵车，一些执绋送殡的官员们，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街上首尾相衔，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维持交通的警察宪兵，都在街上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秦义方赶忙将一条白麻孝带胡乱系在腰上，用手拨开人群，拄着拐杖急急蹭到灵车那边，灵车后面停着一辆敞篷的十轮卡车，几位年轻侍从，早已跳到车上，站在那里了。秦义方踅到卡车后面，也想爬上扶梯去，一位宪兵马上过来把他拦住。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急切地说道，又想往车上爬。 “这是侍卫车。” 宪兵说着，用手把秦义方拨了下来。 “你们这些人——” 秦义方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他把手杖在地上狠狠顿了两下，颤抖抖地便喊了起来： “李将军生前，我跟随了他三十年，我最后送他一次，你们都不准吗？”
- 一位侍卫长赶过来，问明了原由，终于让秦义方上了车。秦义方吃力地爬上去，还没站稳，车子已经开动了。他东跌西撞乱晃了几下，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把他让到车边去。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佝着腰，喘了半天，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出殡的行列，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横着用白菊花缀成的“李故上将浩然之丧”几个大字。灵车穿过牌楼时，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马上发了一声口令。 “敬礼！” 整个部队士兵倏地都转过头去，朝着灵车行注目礼。秦义方站在车上，一听到这声口令，不自主地便把腰干硬挺了起来，下巴颏扬起，他满面严肃，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竖。他突然记了起来，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谒陵，他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章司令、叶副司令、刘副长官，都到齐了。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他穿了马靴，戴着白手套，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一把擦得乌亮的左轮别在腰边。长官披着一袭军披风，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他跟在长官身后，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阶上踏得脆响。那些驻卫部队，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齐齐地等候着，一看见他们走上来，轰雷般地便喊了起来： “敬礼——”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欧阳子）
- 《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嵚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大陆沦陷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今昔之比
-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tone）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 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Benjy），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得此二作家有几点相似：一、他们都偏爱喜回顾，有“情”，但逃避现实的失败者，在《声音与愤怒》中，福克纳怜爱宾居，也怜惜蔑视肉体“贞操”的凯蒂（Caddy），更悲悯与死神恋爱、对妹妹怀着某种乱伦感情而最后自杀的宽丁（Quentin）。但他对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唯一神经正常，有理性，抱现实主义的杰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极端鄙视（白先勇对王家骥，倒无鄙视之意）。二、他们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福克纳所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 Culture）。这“南方文化”之精神，颇有点像中国旧社会文化：农业的，尊重传统与荣誉的，讲究人情的，绅士派头的。福克纳对这被时代潮流所卷没的旧文化旧秩序，也满怀惦缅与乡愁。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
灵肉之争
- 灵肉之争，其实也就是今昔之争，因为在《台北人》世界中，“灵”与“昔”互相印证，“肉”与“今”互相认同。灵是爱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现实，肉体。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间的张力与扯力，极端强烈，两方彼此厮斗，全然没有妥协的余地。
- 过去是爱是灵，现在是欲是肉，这一主题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时常出现。过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灵爱郭轸。现在，在台北，“朱小姐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过去，在上海百乐门，金大班曾把完整的爱给过一个名叫月如的男学生。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为求得一个安适的肉身栖息处，即将下嫁老迈的富商陈发荣。“教主”（《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对那具有“那股灵气”的姜青之同性恋，是爱情。现在，他与三水街小幺儿的勾搭，是肉欲。余嵚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灵，是爱，是理想。他现在的妻子，是他为了维持“肉体生命”（吃饭睡觉），被迫接受的丑陋现实。
-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灵”与“肉”之不可能妥协，或“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
- 上面讨论“今昔之比”之主题时，我将《台北人》的人物分为三类，并指出白先勇对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现在我们亦可从灵肉观点，作同样之分析。白先勇给予最多悲悯的，是抱住“灵”而排斥“肉”的人，如卢先生和王雄（当然，我们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过去”中之角色）。但他显示出这些人必将败亡，因为大多的“灵”，太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躯所能承受的。对于只有肉性而无灵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现在的太太，白先勇则不同情，而且鄙视。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现实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却保留“灵”之记忆而偶然回顾的人。如金大班、余嵚磊。白先勇好像满怀悲哀无可奈何地承认：人，要活下去，要不败亡，最多只能这样——偶然回顾。
生死之谜
- 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永远不停，永远向前流去。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
- 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
- 细读《台北人》，我感慨到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之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之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眼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音乐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 与尹雪艳同样深具含义的，是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这和尚也不是“人”。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句半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中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尹雪艳如果是幽灵，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悲天悯人——由于亲身经历过极端痛苦，而超越解脱，而能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而老和尚那种因恸于世人之悲苦，连话都说不出来的胸怀，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怀。
- 最后，我想借此讨论《台北人》生死主题之机会，同时探讨一下白先勇对人类命数的看法。我觉得他是个相当消极的宿命论者。也就是说，他显然不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犯冲”等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凤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冤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个骨头”，是“前世的冤孽”。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遗传而来，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说：前世之冤魂，会再回来，讨债报复。
- 白先勇小说人物之“冤孽”，常与性欲有关，而且也常牵涉暴力。但我觉得白先勇亦存心将他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同样，一切人为之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国家之兴旺，社会之宁乱。此种哲学理论固然成立，但毕竟太消极些，智能适用于“昔”，不能合乎于“今”。然而这种基于使用社会学观点的价值判断，却绝对不能介入文学批评之范畴内。因为使用社会学所针对的，是终将成为“过去”的“现在”，而文学艺术，唯有文学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融汇“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以为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威廉·福克纳，对人类命运的看法，与白先勇相差不远。在他的作品中，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