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上班的困境：不勤劳是不是一种权利？》
上班的困境：不勤劳是不是一种权利？
“一个伟大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包括限制工作时间、提供收入保障。”“一个人每天只需要工作3～4小时。”“人应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些愿望不来自社交网络，而是100多年前，分别源自哈耶克、凯恩斯、马克思。他们基本不认同对方的主张，但都相信随着生产力提升，社会将缩短工时、保障收入、增加闲暇，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所长，成为健全公民。
2021年，我们在转折时点做过多个学者访谈，讨论个体与公司、企业与环境的冲突。四年之后，问题的各方各面都变得更极致。工作是个中性的词，有人真心享受自己的工作，但怀疑工作意义的人显而易见大幅增长。我们可以给残酷的竞争环境找到合理性，也相信长期来看，市场会回到某种平衡，但问题持续够久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创伤，就像凯恩斯说的，“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只会在风暴中说等风暴过去，大海会再次平静是没有意义的。”
有学者认为，被工作所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让人不断产生欲望与需求，然后让人通过消费满足。这种经济理性容不下既不生产，也不消费的闲暇。
“勤劳”本是一种工作伦理：努力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它想达到的目的是，原本只需工作8小时，但资本家想让工人工作12个小时，但只付8小时工钱。所以，在我看来，“勤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过度劳动的合理化，目的就是让打工人心甘情愿地为老板卖命。
《懒惰权》写于1880年。拉法格警醒工人，不能中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毒，要认识到勤劳的危害。他觉得，勤劳会让人的身体和智力退化。比如1840年，很多英国工人因为过劳，不到40岁就死掉了。又由于工作过于简单，脑力得不到发展。他呼吁，工人阶级应该懒惰下来。懒惰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工时缩短、工资增加，拿到的钱要够生活。多出来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享乐，而是有意识地发展智力、能力。
一个来自国家统计局，2023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工作49小时，说明中国人的确勤劳；一个是咨询公司盖洛普的调查，也是2023年，中国员工的敬业度（指打工人在工作时的归属感和热情）只有19%，而全球平均是23%、美国是33%。怎么理解这两组数据同时存在？说明很多企业都在使用疲劳战术。人长时间过度工作，不可能还有归属感和热情。减少工时，反而能调动打工人的积极性。比如一天工作6小时，人更能集中注意力，劳动生产率更高，也更喜欢这份工作。
问题关键是，未来能不能回到过去那个充分就业的时代？我觉得东西方都回不到以前了。现在的失业是结构性问题，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不是没有能力或者不想找。而是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不稳定或者待遇差。所以大家担心和抱怨都变得很多。失业率更高了是现实。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工作机会。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破局办法？我认为应该有一种新的分配制度，让人不一定通过工作获得收入，比如全民基本收入，每位合法公民都能按月领取一份钱。有了这份托底收入，人的生活态度会更积极，自信面对未来，更会愿意工作。
过去政府是投资基建，现在应该投资人。这也是政府的新说法。（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称，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投资于人其实就是投资与人相关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让人们生活得到更全面的福利保障。这也能带动生产率提高、产业升级，让人敢去消费，可以提振内需、拉动经济循环。人变好了，社会没有道理变得不好。
社会学家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提出“去技能化”理论。他认为，劳动过程出现“管理者负责构想，劳动者只需执行”的特征，导致打工人技能水平退步。去技能化”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必然结果。打工人的可替代性增强，人力成本就便宜了，管控难度也降低了。
有些人觉得，自己和老板是契约关系或者交换关系，双方本应平等。但你提到伊丽莎白·安德森的著作《私人政府：老板如何主宰我们的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一言不发）》[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说这种平等是虚妄。为什么？对，安德森想揭示，老板与员工看似是平等的契约关系，背后实际存在深刻的权力宰制。她将企业看作私人政府，老板是独裁者，可以在很多方面干涉员工。包括工作场所内，也包括工作场所外，比如社交媒体、回家之后。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平等。但平等并非不能争取。虽然公司是老板创立的，但员工创造了很多利益。在政府里，公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类似的，在私人政府，也就是企业，员工也应该有说话的权利，可以追求工作场所的民主化。
马克思谈“异化”主要分为4个层面：第一，员工和自己生产的产品没有关系，对它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从老板那里获得一点报酬。这和以前的工匠不一样。工匠可以选择生产或者不生产某种产品。产品出售之后，利润都归工匠所有。第二，老板规定了劳动过程，员工没有说“不”的权利。很多人的异化感都来自：这个活我本来不想干，或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个人成就感，但我不得不干。这带来了第三层异化。一是老板和员工处于疏离或对抗关系；二是社会上人和人关系的异化。因为劳动者都要找工作，互相竞争，这样就被割裂了，没法团结起来。最后一层是人和自己的异化。我想成为什么和我实际的身份是分裂的。我对现在做的事情不满意，对现在的自己不满意，没有办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咨询公司任仕达（Randstad）每年会发布《工作趋势报告》。在2025年的报告中，“工作和生活平衡”22年来首次超越“薪酬”，成为员工更重视的因素。近半数的人会因“有毒”的工作环境而辞职，较去年上升11%。48%的人会拒绝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工作，29%的人曾因与领导观点不合离职。东西方年轻人都有着更看重工作和生活平衡、职场环境和文化、工作意义的趋势，和上一代人明显不同。你怎么理解这个全球趋势的出现？环球同此凉热，很多国家年轻人的工作比父母辈要差，工作变得不稳定，看不到希望，引发对工作的反思。以前在西方是为新教伦理努力工作，中国是劳动光荣、努力拼搏，但现在共同的趋势是躺平。中国网上有句流行语，“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美国2022年也有个年度热门词汇，叫“quiet quitting”，意思是“在职躺平”或者“精神离职”。只干分内的活，拒绝加班，放弃上进。最近TikTok上流行“soft life”，类似中文的“慢生活”，拒绝忙碌，发展兴趣，惬意生活。因为现实看不到希望，努力好像也没啥用处，工作又太累了。不如索性停下来，关注自己。
工作现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创造更多就业，让所有人都有工作可做。但这种思路我觉得不可能实现，这是乌托邦。主要原因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可以补充的是，并非所有就业都是好的。有些工作没必要存在，也对社会没有好处，比如广告、公关、服务有钱人的奢侈浪费或者“打手”需求。但那些真正造福社会的工作，比如环卫工，受到的尊重和待遇远远不够。第二种是改变分配制度。因为工作不多，就让想工作的人去工作。没有工作的人由于有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探索自己的兴趣，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比如艺术创作、问题钻研。这比充分就业可能更现实。
以赛亚·伯林区分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被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是想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在现代社会更稀缺，比如我是个穷人，没钱念书，想成为科学家，可能性很低。刚才我们讨论了安德森，她倡导的也是积极自由。在企业里，打工人要有话语权，要参与到企业决策里，什么事老板和员工商量着来。当然，打工人也需要消极自由。例如，下班之后，老板最好别找员工。欧洲对此还有立法，叫“断网权”；老板和员工要有边界感，不能言语骚扰、性骚扰。但真正要寻获自由，打工人得有一定力量保障之下。没有力量，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