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名为《破茧》，有双重意涵。在大洗牌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突破信息茧房对我们视野和格局的限制，否则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无法理解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既有的治理秩序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现实，一种新的治理秩序（很可能就是商人秩序或者书中构想的“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也正待破茧而出。
第一章 信息茧房时代
-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疫情与政治秩序》的文章。文中提出，应对疫情的关键能力在于三点：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力（state capacity, social trust, and leadership），也就是能胜任的国家机构、受公民信任和倾听的政府，以及具有领导力的政治领导人。
- 全社会拥有基础共识，这是现代风险社会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的前提。原因在于，政策的落实并不能仅仅依靠一套纸面上的抽象条文，更要依靠这个社会的民情。
- 如果没有共识作为基础，人们的争论就只是基于立场，有些人甚至仅仅是为了宣泄情绪，这样的争论过程不会尊重最基本的知识和逻辑，目的只是让己方获胜；争论过程所导向的是秩序的自我败坏、社会的风险叠加，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 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涂尔干的研究告诉我们，仪式是人们获得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所以，这些固定播放的节目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获得了共同体意识。
- 这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人们不断接受着丰富的信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了解着世界，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因为自己总能看到感兴趣的东西，从而获得了舒适的错觉。信息茧房中看似营养丰富，实际上营养极不均衡：既有的观点不断重复，个人既有的价值取向和认知也在不断被强化，不同茧房之间的壁垒日益变深。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
- 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没有节制情绪的动力，心想大不了拉黑走人，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这种争吵丝毫无助于认知的提升，只会让人感受到对手的“恶意”，对方的“恶意”很快就会发展为对己方人格的怀疑。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潜意识，情绪会迅速取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也许本来未必那么坚定的立场。结果就是，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又在其中迅速进入“二阶茧房”，社会陷入更加撕裂的状态。
- 共同的伤害可能是重建共识的起点。
第二章 观念对现实的遮蔽
- “人民”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人们需要一个故事把原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差别、彼此没有认同感的一群人，打造成一个彼此认同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叫“民族”。“民族”在这里和“人民”大致是同义词。“民族”这个故事还要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把过去不同国家同等级的人彼此之间的认同彻底割断。由这个故事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思考方式就是民族主义。
- 抽象世界主义拒绝承认人性当中小群体认同的本能，试图把秩序建立在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性之上。极端民族主义和抽象世界主义看似彼此对立，但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都基于抽象的理念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现实。
- 教育过程会不断推动这种或那种“封装”对观念的塑造，以至于人们头脑里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存在隔阂却不自知。而信息茧房更是极大地强化了这两种“封装”。
- 意识形态的“主义”提供价值方向，但并不直接带来认同；民族主义提供认同，但无法直接说清价值方向。
- 目标想要吸引人，需要做的根本不是说服人的理性，而是打动人的情感；因为只有情感才能让人奋不顾身，理性则会让人认真地计算——计算多了，很可能就不愿意奋不顾身了。所以，“主义”当中看似逻辑严密的叙事，并不是用来说服你的理性的，而是在你基于情感偏向而选择了某种价值取向或认同取向之后，让你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从而帮你卸下心理包袱，愿意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
- 如果有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不是超大规模国家；如果没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是超大规模国家，是有能力参与底层秩序博弈的超级玩家。
- 遵守规则这种事情，从根本上说，并不能依靠人们对规则的认可，而只能指望人们发现违规会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损失远远大于收益，于是就愿意遵守规则了。
- 让表层秩序获得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愿意守规则，而是有人有能力执行规则。在国际秩序中，有能力执行规则的，就是超大规模国家，因为它们的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压倒性的优势。
- 国际秩序当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会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对表层规则的遵守，经常会更有利于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 国际政治当中真正的高手，根本不靠阴谋，靠的是“阳谋”。所谓阳谋，就是对国际秩序的格局及其演化逻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较为清晰的把握，从而能够恰当地理解当下的棋局，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迭代自己的策略，顺势而为，借力打力，从而即便是下明棋，自己每下一步，对手也都不得不跟。达到这种境界的前提是对国际秩序的真正理解。
第三章 隔离与信任
- 中国的内部管理机制落后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两者之间有着不小的矛盾张力。
- 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社会保持长时间的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发生某些重大事件，历史进程因而突然加速，秩序发生深刻的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的发展状态。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中的一种。
- 瘟疫带来的重大变迁，可能会引起治理层面上的重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人们会重新思考价值问题、意义问题，会有新的价值排序出现。比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逼迫人们重新思考“人”的价值，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 价值观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很具体地体现在人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人珍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会怎样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 西方对安全问题的界定是变化的，与他们对中国的信任程度有重要的关联。互不信任的程度越深，安全问题的范围就会越宽。这会压低西方的经济效率，压缩中国的市场空间，是个双输的局面。
- 中国在数据规模方面有较大的优势，美国则在算法方面有较大优势；而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还是算法。算法的根本，则是基础性的数学研究，这种数学研究和奥数完全是两回事，中国还差得很远。
第四章 中国经济成长的逻辑
- 并不排除中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外溢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之所以说是外溢而不说是转移，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在供应链网络的规模优势上同样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所以它们可能承接从中国供应链中溢出的一部分生产环节，但无法取代中国的制造中心地位。
第五章 开放与封闭的对抗
- 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之间的对抗史，是海洋秩序不断扩展，但陆地秩序不断反抗，进而使得海洋秩序不断地朝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演化的过程。
- 在近代历史上，确定领海范围就是以岸炮射程为依据的。但岸炮的射程有限，无法覆盖公海。
第六章 海洋秩序的逻辑与中国的新机会
- 真正的高手谈判，不是把具体的一件事谈下来，而是建立起一套新的规范性秩序。高手所争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规则的主导权，这才是长线上的利益。
-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争霸全球的战争，是不可能依靠闪击战完成的。最终能否在这种战争中获胜，不取决于你有几个军事天才，而取决于你的资源动员能力能否支撑你持续不断地耗下去，能耗到最后的人才会胜利。
- 因为美国这个大股东在经营大商场的时候，经常会有不合规矩、说话不算话的情况，这对美国之外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有损害；如果有人能成为另一个股东，对美国产生一定的制衡，以便让这个商场真正遵守其最初的承诺，那么中小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当然愿意支持。
-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没有能力当这个霸主。我们基于前面的讨论已经可以看出，全球霸主需要是特定意义上的岛国，没有强大的陆地邻居，才能集中精力去主导联通全世界的海洋；同时，全球霸主需要是全球金融中心，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又需要有普通法的法系作为前提；另外，全球霸主需要是创新能力的全球引领者，这又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软环境；还有，全球霸主需要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理想的担纲者，才能吸引全世界的支持者。
第七章 普通法与成文法
- 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成文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
- 普通法经过这样不断抽象提炼的过程，逐渐就只剩下程序正义了，换言之，只承诺正当程序，不再承诺实质正义，也就是不承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旦承诺实质正义，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应该用哪儿的标准？
- 普通法国家是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成文法国家跟它相比，多半是大政府小社会的结构。并且只有海洋国家能把普通法的秩序维系下来，大陆国家则做不到。
- 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希利，他写了一本书叫作《英格兰的扩张》。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英国在漫不经心中获得了一个帝国。之所以说是“漫不经心”，是因为这个帝国的成长并不是英国
- 一开始就有一盘大棋，沿着国家战略向外推进的结果，而是民间冒险家出去冒险，成功的冒险家又和英国议会进行各种博弈的结果。
- 总结一下就是，英国法律跟着商人到来，军队又跟着法律到来。军队到来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各种贸易规则得到执行。
- 法国不仅没法借助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来统治，大量的精力还被内耗掉，其统治成本肯定远远高于英国，所能统治的帝国规模也就远远小于英国。
- 在不同法系之下，霸主国统治世界的成本有很大差异，而统治成本又决定着帝国的规模以及可持续性。
- 普通法和成文法对经济的影响也很不一样。由于两种法系当中一系列权利设定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出的在金融监管逻辑上的差异，在普通法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间接融资市场；成文法地区则正好反过来。直接融资市场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等，间接融资市场就是吸纳存款的商业银行。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都在普通法地区，比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最重要的期货市场也在普通法地区。
- 两种法系的经济效应还会带来创新效率上的差异。普通法国家是大社会小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新奇的脑洞都会冒出来；普通法地区的金融市场在气质上也更有冒险性，这样的地方就更适合那种不确定性较强的“从0到1”的创新。成文法国家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相对更强，政府的组织力也更强，社会上新奇的脑洞冒出来的机会就比较少；成文法地区的金融市场在气质上更具稳健性，这样的地方就更适合那种不确定性较弱的“从1到N”的创新。
- 如果没有“从1到N”所带来的外延型增长，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带来贫富分化，引发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从0到1”所带来的内涵型增长，经济的发展很快会耗尽既有的势能，陷入低水平的重复，同样会引发社会问题。两种增长—创新模式对世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但真正具引领性的还是“从0到1”的创新，因为它是拉动经济不断形成质的提升的根本。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美国能够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重要原因和意义。
- 香港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基于其普通法逻辑的；而普通法的运转，又是基于大社会小政府的逻辑以及背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这些是成文法地区感到很陌生，却又必须意识到的一种质的差异。如果中国希望能够拥有香港这个接口，就需要尊重普通法的一系列法理逻辑及其所依托的生活方式。否则的话，就得承担失去这个接口的代价。
第八章 美国力量的源头
- 军事能力中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战争的意志，一个是战争的能力。
- 我们都知道一个经典论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是一种手段，它从属于政治目标。但是核战争却会喧宾夺主，把政治目标给取消掉了。
- 核武器的破坏力是不可控的，这就意味着无法根据谈判桌上较量的情况，来成比例地使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取消政治了，战争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 基辛格对核威慑战略的研究堪称经典。他提出了（核）威慑所必备的三要素：实力、使用实力的决心，以及对手能够意识到你的实力和决心。这三点缺一不可。
第九章 信息技术时代的工业革命
- 这几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过程差不多都是，生产技术和组织技术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生产技术上的革命找到了恰当的经济组织形态，从而得以规模化地展开。非常粗略地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蒸汽机技术和工厂化组织技术，第二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重化工业技术和大财阀组织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电子技术和跨国公司组织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托的是信息技术和分布式组织技术。
- 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分布式组织技术具体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没人能够说清楚。但我们知道的是，政府更擅长集中式组织技术，而分布式组织的演化天然地适合以民间力量为主。而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对跨国的民间力量抱有更多期待，因为信息技术对国界具有穿透性，新的秩序及新的法权原则的演化和生成，需要具有跨国视野的民间力量的参与。
- 算法的根本是基础数学，美国在这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无论是在基础数学教育领域，还是相关的人才数量领域。基础数学的研究能力，依赖于一个国家的学术共同体的长期积累，这不是靠简单的砸钱就能大干快上解决的。要想让人耐得住寂寞，做这种基础研究层面的长时期积累，又依赖于国家整体的科研评价体系的宽松度、国家在科研层面与国际上交往的开放度，以及能够吸引全球顶级人才的自由环境。这是个系统工程，也就是说，算法能力的提升，并不仅仅是靠多设几个项目或多投几个公司就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应了一句古话：“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一系列看上去与算法无关的制度设计，却是在信息技术时代能否占据算法优势的基础。
第十章 字节跳动们的路标
- 定义需求的前提是离用户近，在今天就是离用户的各种行为近，可以通过各种算法来掌握用户的行为习惯，从而定制化地推送产品，乃至定制化地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在背后驱动这一切的核心资源，就是数据。
- 数据就相当于信息经济时代的石油。石油是传统经济的核心动力源，数据则是信息经济的核心动力源。
- 人性中最基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是稳定不变的，所以，深层的哲学乃至神学意义上关于人的“权利”的意涵大致是稳定的。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处境中，“权利”转化为具体法律形态的表达可能会有较大变化。今天所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是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其具体内容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才开始形成并延续至今的。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个人权利”的意涵极有可能会再次经历深刻的变化，以匹配新的经济逻辑。
第十一章 “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与商人秩序
- 边际效益递增，就意味着互联网类公司会形成极强的头部效应。公司越大，就越容易变得更大；公司越小，也就越难以获得机会；除非这家小公司发现了一个大公司无法占据的全新赛道，从全新生态位上出发。但这家创新小公司很容易被人模仿，最终的结果是，它或者成为头部公司，或者默默死掉。
- 人类能够站到食物链的顶端，一个基本原因是人类能够进行大规模合作。很多群居性动物也能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基于血缘群体的，靠本能就可以实现；而人类的合作规模远远超越了血缘群体，靠本能是做不到的，得靠共同信念带来的对彼此的认同感才能做到。基于共同信念的认同感就是合作秩序的伦理基础。
- 回顾人类历史会发现，与革命性新技术/新经济的技术特性相违背的政治方案，从来没有成功过；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政治秩序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技术/新经济。
- 从政治宪法学的意义上来说，相较于规则的完备性，规则的存活能力更重要，一个不够完备但能存活的规则系统，要好于足够完备但不能存活的规则系统。
- 有一个说法叫“知识的诅咒”，就是说当一个人知道一件事后，他就无法再去想象不知道这件事的样子；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知识的祝福”，当一个人展开了对世界新的想象方式，世界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因为，世界是什么样子，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想象它。
第十二章 信息技术时代的全球分配正义
- 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已经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便能够覆盖的了，商人秩序已经到了必须走到前台的时候。“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便可能是我们所讨论的那种以商人为主导来推动的、超越于国家的全球机制。它以技术的演化为基础，以商人超越政治干扰的需求为动力，以“数字宪章”为其基本架构，以“数据分红”为其模式，以全球分配正义为其旨归。在国家间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政治对抗，彼此间的信任关系不断恶化之际，这种新的商人秩序可能在政治之外的规则空间中，重建人类普遍交往所必需的信任关系。这样一种新秩序的出现，需要国家逐渐超越民族主义的窠臼，更需要商人群体开始获得精神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