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战争，恶性通货膨胀对一个国家的伤害最深，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写历史。
- 当市场对一国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时，该国在国债市场的筹资能力就会急剧下降，有的国家根本就搞不到资金，造成国债滚动中断，债务危机由此爆发。到了2011年8月危机越发严重，希腊有可能脱离欧元区，这个问题反复刺激了市场的神经。这时，大批资金开始撤离欧洲，市场流动性减少，也就是说市场上不容易找到钱了。市场对欧元区是否崩溃的质疑越来越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 2008年年底，美国决定动用7000亿美元救市，中国立刻跟进，也拿出4万亿人民币救市。这边财政部批出4万亿人民币，那边让中央银行配套8万亿人民币，结果央行放出9.5万亿人民币，两者相加为13.5万亿人民币，一下就投入了这么多的基础货币。我国政府推出十大建设工程，民间起名叫“铁公基（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外加机场，靠政府主导投资“这匹老马”把中国经济拉起来。
- 美国和欧盟都以柔克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化解了危机。政府为市场注入充足的资金流动性，让经济活跃起来。相比之下，我国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结果却大不一样。我们急于用行政命令压迫市场机制，以政府主导投资代替民间集资，一时各行各业都“提速”，神州无处不“跨越”，像打足了鸡血。过度放松货币又监管不到位，很多变成“炒资”横冲直撞，导致市场流动性严重过剩，通胀压力巨大，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良好的初衷演变成一场混战，经济高开低走，现在还在谷底摸石头。给经济扎吗啡、打闷棍确实有奇效，但这份活没啥技术含量，是人都会干。
- 从美国经济反弹到欧债危机缓释就可以看出，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成熟的反危机手段和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学习。
- 在我国，首先表现为输入型膨胀，因为需要大宗进口原油、粮食、铁矿石，还有各种原材料和半成品，国外价格涨了我们自然要多付钱，价格没法不跟着涨。中国政府为了救市，也在不断加大货币投放力度，这是国内经济过热形成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内外通胀叠加振荡，构成我国通胀的一大特色。
- 这次发生在2011年的通胀，其导火索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救市的财政拨款4万亿加央行的8万亿基础货币拉动了经济，也推高了通胀，虽然不算严重，但百姓对人民币不放心才导致房价的猛涨，才会出现黄金的抢购潮。导致中国基础货币激增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国外汇储备也是货币发行的一条主渠道，国家外汇管理局收进多少外汇，就会放出等值的人民币。这是由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决定的，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越快，放出的人民币越多，就会创造更多的流动性，导致通胀加剧。
-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货币太多，积重难返。从M2的增长就能知道我国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之大。政府最该负的责任首先是让百姓手中的钞票不贬值，只有币值稳定，百姓才能对政府放心，经济才可能好转。我们手中的钞票是中央银行对我们的负债，我们有一元钱就有权要求买到值一元钱的东西。如果买不到，就说明我们手中的钱贬值了，少的那部分是被政府悄悄刮去了。现在人民币对外表现为升值，对内却是贬值，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只能说夜长梦多，好自为之。
- 其实早就应该改革人民币出口结售制度。我国推行实名制存款多年，账户全国联网，如果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就可以有效化解我国货币的被动增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制止通胀。控制住基础货币才能控制通胀规模，改变预期才能拯救中国经济，我们不能在货币数量问题上再错下去了。
- 不要认为中国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如果经济转型未果，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外汇储备多元化无果，通胀控制失度，再叠加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问题，就会出现金融体系的运转失灵，货币危机出现的概率将显著增大。
- 不要认为中国的危机一定会始于经济领域。作为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社会保障、就业、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城市化”跟不上“土地城市化”，危机就很有可能从社会领域爆发。
- 2011年我国制定了“十二五”规划，这是1953年以来的第12个五年计划。因为内容很长，这里只提炼大家最关注的两个要点：第一，经济增长把促进消费放在第一位；第二，要从国富变民富。
- 我们过去那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全国到处铺铁路、修公路、建机场，又有全世界最长的高铁，不断追加投资把经济规模做到了世界第二。政府在投资，国企在投资，民间和外企也在投资，靠投资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往下掉。之后我们又启动了一匹马，就是扩大出口，当世界工厂。珠三角、长三角包括山东都以出口为经济导向，靠出口拉动整个经济，外贸顺差急剧增加。
- 我国这些年之所以还能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是因为出口和投资这两匹马跑得都很快，但一直拖后腿的那匹马就是消费。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这几年出口严重受阻，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也快到一个临界点上，再不刹住必定爆发严重通胀，还会连锁产生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有让消费这匹马尽快赶上去才能减缓经济失衡，要不就会“翻车”。
- 2005年中国的消费率是50%，就是说你挣的钱一半花了，一半存了。而美国的消费率是85%，人家只攒下15%的收入。最新统计显示，美国的消费率这些年大体维持在85%，现在可能向下一点。而中国这几年的消费率持续走低，现在已经不到50%了。
-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每年以10%的平均速度在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为24%，比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率高出14%。城市居民收入年增长率为8%，农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通过这一组数据就看出问题来了：国家是越来越富，政府也越来越强，而百姓特别是农民却没有跟上。从一味追求国家的富裕转到实现百姓的普遍富裕，是政府这5年奋斗的一个目标。
- 我的一条围巾戴了好多年，当时用10元钱买的。过去30多年，我国织出围巾不断出口换汇。美国妇女裹上中国制造的围巾，付出美元，这些钱都成了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这些年，中国外汇收入越来越多，政府全兜着嫌负担太重，就一转手又捅给美国人，拿回张纸，叫作美国政府债券。这张纸眼下还不能花，必须先找到下家接手，或者到期了再换回现钞才行。
- 刺激消费不是简单的一件事，只有打消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顾虑，大家才敢拿钱出来花。
- 简单来讲，一件事情的后果与肇事者没有直接关系，他做了坏事没受到足够惩罚，做了好事也没得到充分奖励，所付出的代价与取得的收益严重不对等，甚至是零和一的关系，这就是经济中的外在性，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做好事是正外在性，做坏事是负外在性，两者都是市场失灵的表现。
- 市场经济只解决效率问题，解决不了负外在性问题。一个人昧着良心干事还能逍遥法外，有时真拿他没办法，因为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或是钻了制度的空子，没有人给他定罪。
-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急剧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6，明显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之大已经排在世界前列，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和不透明的现状已经导致公众的普遍不满，成为制造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即使这种状况并不直接触发社会振荡，但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观认定很容易产生“无名业火”，引导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上。这种负面情绪会大大增加不同社会阶层与政府不合作甚至产生摩擦的可能性，无端耗费宝贵的行政和经济资源。
- 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启市场化改革，相反，却是改革的滞后，强大的行政力量一直主宰市场与民争利，却推卸自己本应尽到的职责。把竞争引入垄断部门和企业，就会稀释垄断收益，降低这些部门和企业员工的收入，有利于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差距。
- 缩小贫富差距是每个政府的难题，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弹。西欧、北欧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人们形容其社会收入结构呈“橄榄形”分布：两头小、中间大，就是富人少、穷人也少，中间“鼓出来”的是心满意足的中产阶级，像一颗橄榄。而人们形容中国社会收入结构呈“哑铃形”分布：两头粗，就是富人财富多、穷人数量多，中间细的是惶恐不安的中产阶层，像个哑铃。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 到了西方国家你会发现，人力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富人的日子过得不错，穷人也能活得有尊严，政府给低收入家庭很多补助。
-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形成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橄榄形社会，首先是因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抹平了暴利行业，其次是健全的工会组织增强了劳动者的权力地位，最重要的是社会各方利益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执法透明，个人很难靠暗箱操作侵吞不属于自己的资产，获得不法收入。这样，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从起点上就比权力–资本垄断体制下的分配要相对公平。
- 我们说小政府对应的是农耕社会，大政府对应的是工业社会，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信息社会，政府职能必定要顺应时代去转变，它必然不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管制型政府，而是更加灵巧的专业服务型政府。
- 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制止市场失灵，减少负外在性、补足公共物品、调节收入差距。
- 市场失灵可以由政府和民间组织补救，而政府的重大决策失误却很难靠自身力量及时纠错，还会给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越位主要表现为官员不作为和乱作为上面。动员行政力量一哄而上搞所谓“制度创新”，等于怂恿权力越位，倒逼官员为了短期政绩目标而不择手段去违法行政，同时也制造出更多的社会盲点。
- 1978年全国公务员数量为467万人，1991年为1136万人，2004年超过1200万人，2007年为1265万人，截至2011年超过1300万人，公务员数量的增长比人口增长速度快多了。2012年的相关数据暂未公布。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人员，如果再加上他们，我国就有4000多万人是政府出钱养活的。比如大学属于国家事业单位，财政部先拨款给教育部，教育部再把款拨到全国各大学，大学拿一部分给教师发工资。这4000多万人真不是小数目，最终都是靠我们大家缴税来养活的。
-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龙多不治水”。一件事切几段，一个衙门管一段，谁也别想从头管到尾，只要卡住一个环节，事情就办不成。
- 政府部门之所以不愿意简政放权，主要是因为涉及自身利益。很多基层政府部门都负担财政创收任务，指标层层化解到人，不去设卡怎么有机会“雁过拔毛”？不拼命创收怎么给那么多编制外人员发工资？这种层层设卡收“买路钱”的政府寻租行为，几乎堵死了经济正常运行轨道。大家十分疑惑：政府究竟是为了本地经济更好地发展，还是让自己部门的利益最大化？
- 要明白政府事权与财权之间的对应关系，还要先从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说起：地方收地方的税，中央收中央的税，还有一种共享税是中央和地方两家分。比如地方政府公务员薪酬由地方财政开支，之所以还能应付，靠的是“土地财政”，就是用出让土地使用权收来的钱填补地方财政支出缺口。但土地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今后没地可卖时，这么大一块财政支出向谁去要呢？统计数据表明，自1998年以来，“土地财政”这一块原来占财政支出的10%，后来占30%，现在已经超过了50%。如果“土地财政”枯竭，就意味地方政府要减少一半收入，那些领不到薪水的人没饭吃怎么办？如果地方政府都向中央伸手，中央政府绝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
- 财政部某部长作报告时曾说过：“我就不明白了，每当财政多收的那一年，就是财政部不够分的那一年。”北京有各省市驻京办事机构，专门干什么？每年3月份财政拨款的时候，所有办事人员只做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发动各路关系到财政部软磨硬泡，叫作“跑‘部’向‘钱’”。
- 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我们只改了财政收入这条线，没有改财政支出这条线，就是说财政分配制度依旧，所以才有人“跑‘部’向‘钱’”。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中央财政陷在被利益扭曲的格局中不能自拔，下面谁也不便得罪，最后通常是矛盾最小原则挤走了公平合理原则。
- 当中国从一个发展中的亚洲大国走向文明的世界强国之际，我在思考：一个民族的素质首先是由占一半人口的妇女所决定的，当代妇女的体格、品德和文化修养将决定所有中国人的未来。今天的女童就是明天的母亲，善待她们就是善待明日中国。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从男女平等上最能体现出来。
- 近现代每个国家的崛起都可以归纳出自身的特色或曰“模式”，如英式道路、美式道路、德式道路、俄式道路乃至日式、韩式特色等。但这种特殊性只是与普遍性相比较而言的，其他不论，凡现今所谓“发达国家”，它们之间最共同的就是无一不靠教育和科技立国，创造文明是奋斗目标，实现富强是奋斗结果。“大国崛起”如此，小国亦如是。
- 在东半球，已经没有任何本地或外部力量能够单独与中国抗衡，公开争夺亚洲的实际领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国家同中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西北内陆方向，有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海洋方向，有东盟10+3合作机制；在全球事务中，你能清晰看到美国–欧盟–中国三角构架。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远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加重要，任何重大国际事务的决定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立场与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