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对我们生活的时代进行了由外而内深刻反省，亦在与世界的踫撞交锋中，呈现出一个崛起、变迁中的中国。正如余华所说：“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 被压制已久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突然兴起，必然会冲击家庭价值观。其实，强调个人价值和遵守家庭价值之间本来不是矛盾，问题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短短三十多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从一个人性压抑的时代来到了一个人性放荡的时代，从一个政治第一的时代来到了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过去，社会束缚的长期存在，让人们只能在家庭里感受到些许自由；今天，社会的束缚消失之后，曾经让人倍加珍惜的家庭自由突然间无足轻重了。
- 什么叫杠杆？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 后来我自己写小说了，我也写下了几个家庭的故事。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是巴金对我的影响，也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我的影响。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制社会，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体制里是没有个人空间的，其个人空间只能在自己的家庭中表达出来。巴金的《家》揭示了过去时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
- 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述方式，因为它们会干扰我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的叙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我深感幸运的是，总是有人理解我的不断变化。
- 这里浮现出来了一个重要的阅读问题，就是用先入为主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是错误的，伟大的阅读应该是后发制人，那就是怀着一颗空白之心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里内心迅速地丰富饱满起来。因为文学从来都是未完成的，荒诞的叙述品质也是未完成的，过去的作家已经写下了形形色色的荒诞作品，今后的作家还会写下与前者不同的林林总总的荒诞作品。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
- 什么是想象的含义？很多年前我开始为《读书》杂志写作文学随笔时，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只是浮光掠影，今天可以充分地讨论。当我们考察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洞察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当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文学中的想象才真正出现，否则就是瞎想、空想和胡思乱想。
-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意外之中，只是太多的意外因为微小而被我们忽略。为什么有人总是赞美生活的丰富多彩？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善于品尝生活中随时出现的意外。
- 这就是我的童年经历，我从小就在生的时间里感受死的踪迹，又在死的踪迹里感受生的时间。夜复一夜地感受，捕风捉影地感受，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左右摇摆地感受。太平间和水泥床是实际的和可以触摸的，黑夜里的哭声则是虚无缥缈，与我童年的睡梦为伴，让我躺在生的边境上，聆听死的喃喃自语。在生的炎热里寻找死的凉爽，而死的凉爽又会散发出更多生的炎热。我想，这就是生与死。
- 联想的美妙在于其绵延不绝，犹如道路一样，一条道路通向另一条道路，再通向更多的道路，有时候它一直往前，有时候它会回来。当然它会经常拐弯，可是从不中断。联想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是想象力的长度，而且是没有尽头的长度。
- 很多年前我在和一个朋友的对话里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无论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还是现在的《兄弟》，都是如此。
- 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我们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里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文学就是这样地美妙，某一个段落、某一个意象、某一个比喻和某一段对话等，都会激活阅读者被记忆封锁的某一段往事，然后将它永久保存到记忆的“文档”和“图片”里。同样的道理，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激活某个时期的某个经历，也会激活更多时期的更多经历。而且，一个阅读还可以激活更多的阅读，唤醒过去阅读里的种种体验，这时候阅读就会诞生另外一个世界，出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这就是文学带给我们的想象力的长度。
- 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
- 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
- 各民族的精神历史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相似性。如同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
- 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
- 我的阅读过程十分奇妙，就像我离家时锁上了门，可是在路上突然询问自己锁门了没有，门没有锁上的念头就会逐渐控制我的思维，我会无休止地在门是否锁上的思维里挣扎。或者说我在记忆深处寻找某一个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当我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的时候，有人在旁边说出了一个错误的名字或者错误的事件时，我一下子又远离了。我似乎读到了真相，接着又读到了怀疑；我似乎读到了肯定，接着又读到了否定。这样的感觉像是在读中国的历史：建立一个朝代，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一个，再推翻一个，周而复始。
- 克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时，有一次请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白宫做客，在座的作家还有富恩特斯和斯泰伦。酒足饭饱之后，克林顿想知道在座的每位作家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基度山伯爵》。为什么？马尔克斯说《基度山伯爵》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最伟大的小说。一个几乎没有文化的年轻水手被打入伊夫城堡的地牢，十五年以后出来时居然懂得了物理、数学、高级金融、天文学、三种死的语言和七种活的语言。
- 如果关于我的写作应该有一个关键词，那么这个词就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貌似平淡和琐碎，其实丰富宽广和激动人心，而且包罗万象。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 充满戏剧性的南非世界杯也许是对经验主义的挖苦。一位古希腊人说得好：命运的看法总是比我们更准确。
- 在炎热的达拉斯和湿热的迈阿密之后，来到了凉爽的芝加哥。气温和心情如此吻合，经历总决赛的热情奔放之后，现在安静了。这一段生活已经结束，另外一段完全不同的生活即将开始。漫长的人生为何令人感到短暂？也许是美好的生活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段落。记得第一次步入迈阿密美航中心时，我们中间有人说：“我羡慕我。”
- 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
- 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表达叙述的力量和准确。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文学叙述语言不是供人观赏的眼睛，长得美或者不美；文学叙述语言应该是目光，目光是为了看见了什么，不是为了展示自身，目光存在的价值就是“看见了”，叙述语言就像目光在生活的世界里寻找着什么，引导阅读进入到故事人物和思想情感之中。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烘云托月”，可以用来解释叙述语言的功能，就是画月亮的时候只画云彩，不画月亮，可是让人看到的只有月亮，没有云彩。在我看来，一部小说的叙述，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叙述里，语言应该功成身退。
- 为什么作家的想象力在现实面前常常苍白无力？我们所有的人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没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丰富。
- 去年《兄弟》上部出版时，一位女记者采访我时，我说到佘祥林的遭遇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是这位女记者根本不知道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的佘祥林案件，我想她对化妆品的品牌和服装的品牌可能非常了解。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几次说过，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应该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尤其是关心素昧平生的人的生活，因为更多地关心别人的生活，才可以更多地了解自身的生活。
- 虽然我写下了《兄弟》，可是我没有你这么悲观。纵观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这个时代其实是这一百年里面最为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是最为复杂的。“文革”是一个极端，今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形态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荡的时代。我的预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放荡和荒诞差不多应该见顶了，应该到了缓缓回落的时候了。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