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星集】152《写给年轻法律人的信》

有人说：“法治就像鬼，相信的人多，遇到的人少。”

越是充满正义感的人，就越容易滑向一种虚无感和无力感。我希望你在进入社会之前，对社会的感知，不仅仅来自电视新闻，更不仅仅来自新浪微博。你必须对这个社会的光影比例，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诚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学术的逻辑在于片面的深刻，而不在于全面的有效。在逻辑上有道理的理论，在真实世界里却往往并非有用。
上帝喜欢副词，他不在乎做事是否达到好成果，但他在乎做事时是否有好态度。在英文中，动词表示行为和活动，而副词则用来形容动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看重我们做事的心态，甚于所得到的结果。
你所说的张爱玲的那句名言，抽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被误读的危险。这句话是写在《传奇》的再版自序里的：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但后面还有一段话，才是真正的重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在《政治哲学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严肃的问题应该勤于研究而慎于表达。
“常思本来我无，方知人生皆得。”那晚几乎所有的祝福短信，我都用这句话回复。没人知道，发送短信的地点，居然是除夕夜的冠心病病房。
你可以通过实习、游学、培训等各种机会把自己置于某个行业的工作情境之中，然后不断审视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否和行业的要求合拍。如果基本合拍，就说明你可能非常适合这个职业。但如果你的反应几乎总是和正确的做法背道而驰，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才能适应行业逻辑的话，也许，这并非你最适合从事的行业。
优秀的人，一定都是靠直觉去工作的。
放弃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东西，它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你能因此而换取到别的什么东西。放弃本身就是价值。
任何一次读书都是对自身气质的平衡而非强化。重点不在阅读对象，而在阅读比例。鸡汤本身没有对错，错在你分配给它的时间。如果你成天都待在鸡汤里，只能说明，你就是一只鸡。
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和俗世的不同，往往会用力过猛，暴露自己内心的缺失。
文化人詹宏志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人文沙文主义”，大体能够反映这种知识分子心态。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起读古龙的，读吴晗的瞧不起读当年明月的，读费里德曼的看不上读易中天的。
梁文道更具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境界，他曾说：一个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学术著作，他只看于丹的书，只看易中天的书，这不是一种错误，更不是不道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幸。
知识分子最应该修习的其实是两点：第一，不要太相信自己正确；第二，不要太认为自己重要。前者是自由精神，而后者是豁达胸怀。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书读得越多，越会丧失二者。
一个人的能力谱系，按其重要程度排序，依次应当是——格局、思维、知识和技能。
让农业社会的祖先辛苦劳作的，不是勤劳的品性，而是对秋天的信心。
每个人缘分不同，悟道和落地的时间差也不相同。我不排除有个别天才在悟道的当时就能落地，这种人经验丰富，大脑运转速度也极快，但这种机缘可遇不可求。绝大部分人，都需要漫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有朝一日，化为己用。
举凡“韩信所受胯下之辱”等励志故事，这些都是世间法中的忍辱，都是审时度势之后的暂时隐忍，因而在等待着一次更为猛烈的爆发，而这，绝非佛家所说之“忍辱”本意。佛家所说之“忍辱”，是指遇到批评和侮辱，应该心头一念不起，处于“忘忍”而非“力忍”的心理状态。
你所采取的理论或者你所反对的政策，实际上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地位和实力的反映。
批判性思维，我认为，它首先指的就是这种对思想和利益之间关系的敏锐感知，以及对普世理论的经验怀疑。
我对网络言论的总体看法是：立场决定逻辑，而非逻辑决定立场。
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
如何运用逻辑是技术，而何时不用逻辑则是一门艺术。
语言有天才，而思想没有。所以，读文学，要看作家早期作品，而读哲学，则应关注作者晚年著述。
至于你所说的“存在即合理”，我更是有话要说。你知道吗？黑格尔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在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里，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合乎理性与合理，在西方哲学和黑格尔的语境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你读了德文，就会发现，黑格尔本来的意思，是说凡是存在而且长期存在的东西，一定有其内在规律，而学者的任务就是去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
德肖维茨在《致年轻律师的信》里有一段话我非常赞同：“提建议是一件冒险的行为……大多数建言者只是在指导别人如何成为自己。一切建议，至少是其中一部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提建议者的自传性质。”因此，现在的我，对于批发性的建议，已经越来越谨慎了。
正确，并不等于妥当。你的思维可以理性，但你的言行不能冷酷。
不是所有的言论都有公共价值。言论自由的真谛是思想自由。经过严肃论证的言论通过在思想市场上的充分竞争，并最终为社会凝聚底线共识，这是言论自由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而如果一些言论仅仅是仇恨情绪的宣泄，根本无法与其他言论形成合力，并最终凝聚成有价值的共识的话，最终只会加深社会撕裂，你可以去看看，任何一个国家，会不会保护这种仇恨言论。
我一直执拗地认为，如果一个道理不能用直白的语言说出口，其实它就还只是学术，而不是思想。口语和深刻，并非对立关系。不能转化为口语的思想，往往都是伪思想。
不能转化为有形成果的努力都是耍流氓。
年轻的时候至少可以做到一种减法生活：合并同类项。能合并在一起的事情，可以尽量增加。而不能合并的，则尽量拒绝。无关的事情不做，有关的事情反而要多做。这背后，其实就是结构化做事的思维方式。
老年最需要的，是取舍的能力。中年最需要的，是平衡的能力。而年轻的时候最需要的，正是多任务并发的能力。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在既定规则约束和多重角色冲突下的成功。
任何沟通的失败，其实都不是表达能力和论证能力的失败，而是源于一开始，双方就没有找到对方真实的心理需求。
真理不会越辩越明，真理的辩论只会加深彼此的成见。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是指通过两人之间的充分辩论，会让第三者对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
读了这么多书后的你，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有了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了吗？我相信，绝大多数读书人，穷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这个坐标。读书的结果，只是知识的渊博，却毫无思考的能力。知识在这样的头脑里，只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不能互相印证、不能互相反对，因而无法形成推理的基础，达致更高的智慧。
真正的思想，一定是片面而深刻的。不是因为片面，所以深刻，而是只有片面，才能深刻。
有时，迫于环境的压力，我们可以接受迟来的正义和片面的真实。但是，我们内心必须清楚，迟来的正义并非正义，而片面的真实，往往等于全面的虚假。你，学的是法律，做的是新闻。更应知道，两者之间，没有界限。这是走入社会之前，最重要的一课。
当你艳羡一种能力的时候，你应该关注的，恰恰不是这种能力本身。
在经验和理论之间不断往返，在毕业之时，你一定会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获益无穷，同时，也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法律所规制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复杂和有趣。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在学习部门法的时候，尤其不要忘了霍姆斯的这句忠告。
真正的口语化是指，对学理语言进行一次过滤，以转变成能为听觉捕捉的有效信息，从而发现你似懂非懂的地方，并去除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证。简言之，就是要淬炼思想，以直指人心。一个好的口语化表达，必须要符合“能理解、可复述、好传播”三个标准。
文章，首重角度，次重结构，最后，才是观点。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最难的并非提炼我们的创新观点，而是锤炼我们的论证结构。只有平庸之辈才会耗尽精力于理论细节，唯有学术大师方会花费心血于体系构建。
在仍然保留死刑的路易斯安那州州立监狱，每次执行死刑，都会允许受害者家属现场观刑。不要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州在经过犯人同意之后，仍然会为受害者家属安排观看死刑执行的过程。这不是呼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残暴，而是即便在一个极度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国度，他们也意识到，必须给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心理重建的机会。否则，这股怒火就会引向街头，甚或网络。
一个真正好的研究者，总是能够找到把价值问题客观化的方法。就以最难的生命价值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生命是无价的。但是，优秀的学者还是能够找到度量生命价值的方式。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曾提出：“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较好方法是，观察要给一个人多少钱他才愿意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工作。”著名作家、历史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计算出2002年到2003年中国煤矿工人年均死亡率约为3.98‰，煤矿工人用3.89‰的死亡率，换来了2578元的补偿。据此推算，2003年，中国煤炭工人的平均命价是66.27万元人民币，每个生命年价值1.67万元。
既然阴谋确实存在，那么，错就错在“论”！对于具体事件是否是阴谋这样一个概率性的存在，以结论性的方式作为理解这个世界唯一的视角，甚至作为定论，这才是最有害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以存在阴谋的可能性作为推理和收集证据的前提，这种思维方式最多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方法论，但绝不能认为是一种扭曲的变态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