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曲线增长到顶峰之前，找到第二增长曲线，是抵御风险、确保长期稳健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都至关重要。
推荐序
- 创新的第一步是要能够放弃过去的成功经验，只是多数人太习惯于自己的“舒适区”，形成了惯性的思维而不自觉，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必然会依循“生命周期”的循环，由盛而衰，所差的只是时间的长短。
- “创新”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变革”，对于企业组织来说，有很多时候缺乏的不是创新的构想或是创意，而是付诸实践的变革行动，作者特别提到很多知名的企业，因为沉迷于过往的荣光最后招致被淘汰。
- 作者特别强调“第二曲线”的重要性，它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思考方式，让我们根据新的时代与外部环境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书中也列举了许多正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重大事件，充分显示了汉迪的人文关怀。
-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恐怕是启动“第二曲线”的时机，好的变革通常不是等到火烧眉毛、不得不为的时候才进行的，要动手术就要趁着身体还有本钱的时候，当势头往下坠，走入生命周期的末端，变革必定事倍功半。作者很形象地用两条半重叠的西格玛曲线来表达这个概念，当第一条曲线还处在上升阶段，第二曲线就应该启动了。这个概念正和咱们中国经典《左传》中说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道理一样，不但要换脑袋，还得趁早。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延伸一下，那么就会出现“第三曲线”“第四曲线”，每条曲线紧密衔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社会、组织因此得以持续发展，创新的价值就会更加明显。
- 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发展到后工业时代或是信息化时代，其中每一阶段的转变，都是一种“范式转移”，思维的逻辑迥然不同，成功的范式当然也随之改变，然而在范式转移的过程中对多数人来讲却是不易察觉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国家，更常常是多种范式并存，稍微松懈便留在舒适区中，甚至停留在模仿他人已经过时的“第一曲线”中而不自知。
- 已故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常说，“关注未来”是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大事，但关注未来并不是“预测未来”，因为所谓的“未来”就发生在眼前。通过关注趋势和趋势的变化，从当前着手，创造未来。从这一点来说，两位大师所说的道理实在是相通的。
第1章 第二曲线
- 回顾我的经历，我自己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每次我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到达巅峰之前离开，然后开始新的曲线。从财务状况上看，刚开始是下降的，因为我要投资新的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新曲线开始起飞，趋向巅峰。而且我认为对我自己而言，一条更宏大的曲线还未到来。
- 第二曲线思维来之不易，它不仅需要理性分析，还需要想象力、直觉以及天分。然后在付诸行动的时候还需要踏足未知领域的勇气，因为你周边的一切都告诉你，其实你并不需要那样做。
- 美国管理学者和作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曾经列出了机构组织衰落的五个阶段，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曲线的下滑，克里斯坦森教授称之为“技术滑坡”。衰落的五个阶段是：成功之后骄傲自大，达到巅峰时无节制地好大喜功，紧接着否认存在风险，然后徒劳地病急乱投医，最后甘于沉沦或者一命呜呼。
第2章 DIY社会
- 公元1450年左右，金匠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经过多年的钻研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相比手工一天只能抄写寥寥数页，靠这项技术，一台印刷机每天能够印刷3600页。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全欧洲人都能够在自己家里读到本国语言书写的经典或者其他作品，这一简单的现象改变了社会结构，人们不再只是通过神父或者当权者这些具有阅读条件的人来获取信息，而是可以创造自己的思想。古登堡的初衷只是为自己的小生意开辟第二曲线，并不是试图改造社会，但结果却是所有的后辈都能够享受这项新技术带给他们的思想和新自由。
- 正如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在《从古登堡到扎克伯格》一书中谈道的，古登堡的发明不仅动摇了教会的权威，同时出发了一次宗教改革，促成了现代科学的萌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甚至改变了我们将童年视为人一生中一个受保护的阶段的概念。
- 互联网最开始是作为美国国防部改善内部沟通的一种媒介，算是本地化的第二曲线。而万维网首次被尝试使用是被位于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用来建立内部电话簿，但它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被称作“现代古登堡”）却对其抱有更大的雄心，即使他的同事告知他取这样一个名字也肯定不会流行起来。对蒂姆来说，互联网是一种与世界连接的方式，它给予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分享和选择的自由。
- 就像古登堡的发明那样，计算机、随之而来的互联网及其衍生品带给了我们自由，但是自由也带来了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商业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秩序产生了混乱，因为每个个体都可以绕过组织使用这种新自由，使组织陷于困境，就像被一条新路绕开的城镇一样。
- 全部DIY的一个弊端是掌控就意味着责任，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自己来担责。正如我在前言中阐述的，自我责任将会成为未来新兴社会的一个特征。很多人会对此感到不舒服，因为在他们成长的经历中，社会为个人安全和福利承担了更多责任，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出现任何问题都是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的责任。而在DIY社会里完全相反，除了自己之外将无人被质疑。无论你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这对很多人来说毫无疑问都是令人震惊的，我们将逐渐从一个依赖性社会、一个面面俱到的福利国家转向一个更独立的社会。比如，我们将为自己的财务计划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保险，等意识到时为时已晚。幸运的是，我的前两任雇主已经以我的名义为我缴纳了。但这种情况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可能的，除非人们要求雇主这样做。政府也无力去收拾残局。我们将不得不负责自己的财务未来。对很多人来说，那将是一条全新的曲线。
第3章 新的颠覆
- 谷歌和维基百科（Wikipedia）是我们遇到新问题时的第一选择，推特把我和最信赖的朋友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忽略这些，其他人也一样。每个人都能知道我所知道的，通常也包括我所想的，唯一匮乏的是时间。新的未来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畏惧。令人畏惧是因为信息对所有人都公开，这使得权力重新分配，互联网取代了层级，使政治超越了政客，把打工仔变成了自有个体。令人兴奋是因为它打开了更多连接，削弱了边界，鼓励探索精神和主动性。当信息的获取是受限制的时候，它曾是组织中权力的来源，只为获许的人所用，但当所有的信息都可能是公开的，秘密不复存在的时候，权力和权威也将消亡，这将破坏组织的结构。当所有的秘密都不再安全时，各种关系也将如此。
- 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直到一切都就位很久之后才获得了现在的命名。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新技术而来的社会变革几乎将要重现了。过去的权力结构退位，新的权力结构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新的权力结构还需要时间去承担起它们的责任。随着人们适应新技术、新领域和新的工作类型，生产率会暂时下降一段时间，这个现象也就是又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首先发现的“索洛效应”（Soloweffect）。这些情况已经在大部分的发达社会中出现了。工作被切分成更小的单元，最开始的生产效率比较低，需要时间来调整并提高。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大多数组织的传统结构很快就会被发现将无用武之地。
- 社会媒体创造了一个被一些人称为“不满自恋”（dissatisfiednarcissim）的现象，我们不断寻找一种难以捉摸的完美，就像一次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一样。社会媒体没有意识到尊重和担当，没有真正意识到责任，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对其他人的影响。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成了主导，我们的优先序被偏移，长期的影响被忽视。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个充满即时消息，同时多视角地供应数据却不经分析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肤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一个没有人能集中精力或时间去关注哪怕是一段文字的“推特”世界。
- 活在当下固然很好，但如果我们没能通过“棉花糖测试”（Marshmallow Test），我们将愧对自己的未来。约50年前，自我控制领域的一位顶尖教授沃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设计了“棉花糖测试”。在一个空房间里，他给参加实验的孩子一个选择：立刻就吃一块棉花糖，或者等一小会儿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这是一项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在跟踪研究了这些参与实验的孩子长大后的生活后，他确信：延迟满足对于获得成功的人生、更好地履行社会功能，以及感知更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米歇尔教授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个即时交流的世界正在危及我们年轻人的未来。
第4章 工作场所
- 展望下一个曲线似乎已经很清楚了，工作将通过一些列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大象”将一直存在，大型组织仍将占到国民产出的绝大部分，正如我在第8章中提到的，这些大型组织和分支机构将会是“三叶草”型的，大多数的附属功能将分离给独立的承包商或者由总部所有但不由总部管理的附属企业，而它们又会被大量我所说的“跳蚤”所围绕，这些构成了“三叶草”的第三片叶子。这些“跳蚤”是个人专家或小型合伙企业，他们为组织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又不被组织直接雇用。他们通常是某方面的专家，但也可以是组织运营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还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大型组织正在混沌中演变成半独立团体的集合。
- 合约式组织的吸引力对双方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组织而言，管理费用更低了，灵活性也更高了，如果有人工作得不如预期那样好，就不跟他续约，但这也存在风险，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离开去其他地方。进入新的竞争领域的门槛降低了，任何一个新兴组织都可以雇佣相同的外人。然而，在一个合约式组织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社区，没有核心价值观，没有什么能激发忠诚度。当合同成为关键要素，精神就丢失了。
- 这种合约式组织成为常态或许仅仅是时间问题。这将是悲伤的一天，对于许多人而言，尽管工作于其中的组织并不总是那么友好，但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社区。已经有一些个人价值比较高的工作者，比如银行家、电影演员和体育明星，他们会在受雇时把自己要获得的收益分成作为一个条件。当个体成员或小组的贡献可以被单独识别时，这种基于绩效的薪酬模式似乎注定要随着关键人才的议价能力的增长而推广开来。在人才事业日益发展的世界里，员工将越来越不愿意以年薪的方式出售他们的智力成果，哪怕这份年薪很高。他们将变成独立的“跳蚤”或者“跳蚤群”。
- 对于“跳蚤”而言，即使是那些魅力十足的人，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提供的东西可能是优秀的，但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足够多的需要这些东西并愿意支付费用的人。如果新“跳蚤”能把他们的技能卖到其原来所属的旧组织中，并以这种方式开始他们的创业，那他们就是幸运的。但即使这样，他们也很快需要寻找到更多的客户。市场营销变得和交付一样重要。
第5章 市场
- 据我所知，作家之间相互写推荐都是有偿的，这样的背书又有多少可信度呢？这就是“王子的困境”。如果你足够有钱或者地位足够高，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人的时间或者他的赞同，你将如何辨别他这些感受的真伪呢？一旦人们开始计算做任何事情的成本和收益，那将和机器人无异。事实上，机器人在计算这方面会比人类更强。
- 我观察到价格常常被当作质量的一个指标。我有朋友会不自觉地选择购买最贵的商品，因为他们假定那是质量最好的。而我自己，在碰到一个困难的法律案件时，也把原来那家中等价位的律师事务所换成了一家更昂贵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假设它会做得更好，其实最后我并不认为那家贵的做得更好，但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那似乎是最安全的方式，尽管也是最昂贵的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作为会议演讲者游历世界，在我看来，如果我收取的费用是那些贵到离谱的发言者的一半，我将收到更多的邀请。但事实宾菲如此，客户显然是把我降入了第二梯队。我提高了自己的费用，然后我们的生意又兴盛了一段时间，但我很清楚这样利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是不对的。
- 监狱、医院和学校的真正产出不能被轻易地测量。监狱面临的真正考验想必是囚犯出狱后的生活，在出狱后的十年里，他们的生活会有多大改变？如果这是可以衡量的，可能会鼓励监狱管理部门更多地投资于再培训和复原。评判医院最好的方式是其周边居民的健康状况，或者至少是患者出院后的生活情况。对于学校而言，理想的评价方式是看其学生今后20年间的进步。由于这些评判成功的措施都是困难而且不切实际的，因此这些组织采用了替代办法：考察再犯罪率、康复时间、考试结果，尽管这些与真正的长期目标通常没有直接关系。采取折中办法的危险是它们会扭曲这些机构的真正目标。成绩好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成为好公民或者好的领导者，老师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被唯一可以测量的东西所驱动，虽然它可能是不充分的。折中的措施侵犯了“麦克纳马拉谬误”，这一说法是由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acNamara）在越南战争期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这样的：第一步是测量那些可以很容易被测量的事物，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对的；第二步是无视那些不能轻易地被测量或者提取定量数值的事物，这是人为和有误导性的；第三步是假定不能轻易被测量的东西不重要，这是盲目的；第四步是那些不能轻易被测量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会把麦克纳马拉的第二步修改为：“假设那些可以被准确测量的事物是由那些不能被测量的事物所导致的结果。”这是“三段论”中真正缺失的环节。缺少这个环节，它就是一个虚假的市场，客户和决策者都处在黑暗当中，依靠的是直觉，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6章 增长的困境
- GDP作为官方接受的测量经济增长的标准，在这方面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指标。然而问题往往被掩盖了，这就使得当权者可以无视这些问题。此外，GDP还忽略了所有没有金钱交易的活动。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曾经说过：“GDP衡量的既不是我们的才华，也不是我们的勇气；既不是我们的智慧，也不是我们的学识；既不是我们的同情心，也不是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总之，它囊括了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事情。”
- 更好而不是更大，我早该意识到的，因为我已经发现这些年来合作起来最有意思的大多是那些根本不想变得更大的组织，包括学校、医院、运动队、俱乐部，甚至家庭。一旦这些组织达到看起来最佳的规模，任何进一步的增加都将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还可能是破坏性的。对于这些组织而言，关键问题不是变得更大，而是变得更好，当然，还有以何种方式变得更好？我们回到了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是什么？为了谁？
- 对于个人而言，追求更多金钱是一个特别的陷阱，因为这永远没有止境，总会有一个更有钱的人被拿来作比较，被当作挑战的对象。增长的悖论之一是增长能作为终结永久不满的秘诀。一种解决方式是说“够了”，然后继续前进，但知易行难。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和妻子每年会制订需要赚多少钱的计划并为此分配时间。我们发现目标定得越低，我们就越有更多自由去完成凯恩斯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空闲时间。既然目标是由我们自己为自己制订的，我们就不会羡慕那些赚得更多或取得更大成就的人。我们的生活更多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那些选择贫穷的人确实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实现他们自己认为的成功。当然，那些被迫陷于贫穷的人并不是这种情况。
- 增长应该是实现某个更伟大目标的手段，而不应该被视为目标。
第8章 公民组织
- 为了让企业思考，首先需要让企业看看关于在大型组织中员工的参与水平和最新发现。事实不容乐观：80%的人都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组织的工作。正如一位法国的CEO所说：“员工只是露个面，然后回家。”员工到公司只是为了工资。更糟糕的是，那80%的人中有1/4是心不在焉的，而且一旦被激怒的话，就会随时激活他们潜在的负能量破坏工作，只有20%的人积极参与并对工作负责，甚至在有些调查中，这一数据低至13%，剩下的这么多人把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走过场，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设计组织的方式，要让组织中的人们更多地参与到工作中。
- 我过去曾把这种新兴的组织形式称为“三叶草组织”。爱尔兰国花三叶草（shamrock）与四叶草（clover）不同，只有三片叶子。在我的概念里，中间那片“叶子”是由核心员工组成的，他们共同拥有组织的核心知识和管理技能以及那些成就组织的关键因素，管理思想家加里·哈默（Gary Hamel）和后来的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将其称为核心竞争力。第二片“叶子”是二级组织，组织把一些附属工作外包出去。第三片“叶子”是临时雇员的组合，其中一些是高技能人士但全职雇佣他们太贵了，另一些是低技能的临时帮手。把叶子组合在一起的“茎”就是管理，三片“叶子”之间的精确平衡取决于每个组织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大学严重依赖中央那片“叶子”，许多小型咨询公司会在第三片“叶子”中运行一个小中心，聚集一群自由伙伴。一些组织做得过头了，让第二片“叶子”承担了太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对其工作中一些关键方面的控制。在公民模式中，只有那些处在“中心叶片”的人会获得公民身份及其所有的权利和责任。因此，三叶草的精确形状和平衡是任何组织的关键的决策，无论是大学、志愿组织还是商业企业。
- 迈克尔·麦科比（Michael Maccoby），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和著名的领导力权威，已经阐述了由于现代的双职工家庭或单亲家庭在孩子早期的日常护理方式上产生的影响，造就了拥有更具互动性的社会性格和天性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学会了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同伴群体而不是父母，同时他们对获取更重信息的自信会让他们更乐于挑战权威，成为掌控自己人生的自由职业者。麦科比说，这群人习惯了共享式领导，从小把父母当作提供服务的人而不是权威，而且早就学会了谈判技巧，因此他们在质疑或反驳权威时驾轻就熟。他们在早期教育中学会了互动的技巧，所以他们喜欢以小组的形式工作、解决问题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技巧，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只会尊重那些尊重自己的领导者。他们通常比自己的老板更了解工作，也更善于利用社会和信息技术，这是一群苛刻的却又有趣的同事。总之，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公民，而不是臣民，不太容易适应一个官僚体制强加的权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新生代都这样，但这也确实描绘出了我们希望在“三叶草”组织的“中心叶片”中碰到的那些有天赋、充满自信的年轻人，他们对组织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且这类人也会重视公民企业并从中受益。
第9章 新管理
- 第一个困惑是管理和领导之间的相似之处。管理或许是把社会和组织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但是领导决定他们去向何方以及鱼谁同行。我所尊重的导师和长期以来在领导力方面以学生自居的已故的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曾说：“领导者是做对的事情，而管理者是把事情做对。”我还要再加上一个区别：“管理”这个词我们常用来描述系统或事物的组织，而“领导力”这个词我们通常指的是人。想想看，比那些通常把人当作主要或唯一资源的组织中，比如大学或专业团体，通常用校长、院长、合伙人或者我曾经担任过的“监察”来命名其中的高级职位；然而在把系统作为关键因素的领域，比如餐饮、交通或基础设施行业，则把这些统统称为经理。我们使用的词汇又一次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语言是工程学的语言，它把人们看作被使用的人力资源，把组织看作可以精确调整、控制和定向的机器。尽管没有人喜欢自己被管理，但他们从不觉得被人领导是有损尊严的。这是因为领导者意识到人们都是有自己思想的个体，他们需要被说服、激发和引导。领导者谈的是愿景、使命和激情，而管理者关心的是目标、控制和效率。管理者依赖于被授予的职位权力和行政权威，而领导者则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那份权威。对每一个组织而言，管理和领导两者都需要，但都要用在正确的地方。管理太多，领导太少，会打造出调查中突显的那种组织的混乱。另外，组织赖以运行的系统需要良好的设计和管理。而那些设计好的管理系统要高效运作的话，必须要由领导来提供核心和能量。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对官僚制度的需求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以至于对领导者的需求被忽视了。比如我们不会说去领导一个官僚机构或一个系统。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组织是一个社群而不是一个机器，机器需要管理，而社群需要由管理支持的领导。
- 政治历史学家贾尔斯·雷迪斯（Giles Radice）在他的近作《奇怪的组合》（Odd Couples）中，调查了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管理国家的奇怪组合。他审视的第一对组合是丘吉尔（Churchill）和艾德礼（Attlee），他们共同领导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治英国的大联盟，他们两人彼此需要对方：丘吉尔是伟大的说服者和梦想家，艾德礼是实施者、赋能者和天生的主席。他们俩人都是必需的：丘吉尔显然是领导者，但缺乏管理者的领导人是无效的；艾德礼建立并维护了保持国家运行的系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管理者。曾经在被问及丘吉尔做了什么来帮助赢得这场战争时，艾德礼说“他只是谈论它”，当然他起到了重大作用。有趣的是，当艾德礼在战争结束成为首相后，保持着管理实施者的角色，允许他内阁中的巨头贝文（Bevin）、比万（Bevan）和莫里森（Morrison）来扮演说服、领导的角色。他们是智者，知道自己的才能和局限，很少有人能同时做好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尽管这两者都至关重要。政界和商界的成功管理者，往往在晋升到领导者的角色之后才发现，尽管他们过去对于系统和细节把握得很好，但这远远无法替代当前他们所需要的在领导力方面的远见以及说服的能力。
- 关于领导力已经有太多的著述，而其中所涉及的东西有必要再重复一下。对我而言，这些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这句话是我之前听到的给一位想成为领导者的朋友的建议：“了解你自己，了解你想去的地方，了解你身边的人，保持谦逊并倾听。”其他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了。每当讨论领导力的时候，伦敦工业协会的主席约翰·加内特（John Garnett）的智慧之言就会回响在我的耳边：“如果你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就会关心你所关心的。”确实如此，但知易行难。有些人具有领导天赋，但有时被他们自己的热情感染而失去自制力，就像丘吉尔的出现可能是一种偶然。最好的领导者都会越加成熟：有些是咋咋呼呼、精力旺盛、冲在前面，而有些则是安静的团队建设者，只是别指望他们也同时都是管理者。
- 第二个困惑存在于信任和控制之间。信任更省钱但控制更安全，或许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过去的一位同事专注于团队管理，研究如何让团体工作更有效率。他辞职去完成他长期以来的梦想：经营一家餐馆。一年多以后我见到他。“在你自己的企业里把你的管理思想付诸实践，这肯定很棒。”我说。“是很有趣，”他答道，“可实际上，我并没用到那些东西。我发现只要在开始找到对的人，他们知道该做什么，然后自己就把事情办好了。”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在他的著作《从优秀到卓越》中写道，成功的企业“很少花精力去管理变革，激励员工或建立联盟”，它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它们的员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愿意把它做好。我们可以称之为没有管理者的管理。
- 第三个困惑是效率和效能之间的差别。它们本该是一样的，但在实践中却表现不同，效率是从输入端开始的，而效能则主要看最终结果。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的：“没有任何一份高效完成的工作是无用的，否则意味着那是根本不应该做的事。”反过来说，我认为，不做有些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花费过高并且可能效率更低。由于被要求提高效率，英国的监狱系统不得不削减成本，它们因此把认为非必要的活动都砍掉了，以便把安全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这么做是有问题的，正如新闻记者兼博客作者西蒙·考尔金所指出的，非必要的活动包括教育和园艺等，而这些已经被验证过是预防犯人出狱后再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换句话说，为了提高效率，节省下来的钱导致更多的囚犯返回监狱，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增加了成本。如果他们换个角度思考，参考长期效果与监狱管理体制相关的依据，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 对于那些由于效率和效能冲突而深感挫败的人，我建议他们试试“甜甜圈”思维。在我看来，所有的工作和团队项目，都是“甜甜圈”状的。这是一个英式甜甜圈，果酱夹在中间的那种。果酱代表了个人或团体所要求的工作的核心要素，如果这些无法实现，你和你的团队就将面临失败。但除了规定的核心要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果酱的周围还有面团，这是留在新举措的空间。效率不喜欢这些空白，所以会规定好内容，从而把更多的空间纳入核心部分。在极端情况下，整个“甜甜圈”都是核心，每个行为都是规定好并可以预见的，比如在许多呼叫中心，操作员完全受制于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下一个阶段不需要操作员而由计算机来操作，从而由核心层实现完整的控制，但这也导致了完全不会有出乎意料或富有创意的举措出现。效率将会扼杀个体的创造力和主动性。首选的解决方案是妥协。组织的中心控制了核心工作并且规定了“甜甜圈”的外层，对主动创造的范围进行了限定，但仍然给个人或团体留下了创新的空间。那么，组织该如何确保那些主动创造的行为都与组织目标相符？智能相信个人或团体对公司目标及相应的价值观的理解，凭直觉知道什么是该做的正确的事。对于这一情况，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领导者必须确保他们的宗旨、目标、价值观和关于成功的标准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并且所有关于成本和盈利的必要信息都可以提供给那些涉及的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确保那些个人和团体具备填补“甜甜圈”所需要的能力，并通过他们过往的记录来证明他们是值得信赖的。“甜甜圈”式的管理要求在员工发展上进行投资，短期来看可能会显得昂贵，但最终信任还是比控制要廉价。在“甜甜圈”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看的是结果而不是方法，看的是效能而不是效率。效率应该是仆，而不是主。
第10章 庞氏社会
- 我们正在慢慢变成一个“自我负责”的社会，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之前不需要担心的领域去教育自己，因为之前是由其他人在替我们关注那些问题。金融素养，明白金钱世界是如何运转的，这是其中一个领域，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第11章 公正的社会
-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就业体系中，工作岗位大多数是由机构提供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我们忘记了这些机构也是从无到有的，而如今它们正在减少，整个体系需要自下而上地重建。这将通过小规模的创业风险投资来实现，如果成功了，就将为其他人创造就业岗位。这在以前也发生过，当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投入应用时，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像花朵般盛开并蓬勃发展。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现，但我们必须为新的花朵准备好苗圃，以帮助它们度过初始期。学校、大学、银行和风险投资家、企业与政府机构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启动一个新的由企业引导的革命。从长远来看，只有这种第二曲线才能弥补在现有的第一曲线末期出现的不公正。
第12章 金色的种子
-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最后几年，正是他们打造自己身份的时候，也是他们最需要帮助去发掘自己独特的金色种子的时候。在我们研究的“炼金术士”的人生历程中，扮演者以橘色的有的是他们的第一任老板，有的是当地的牧师，剩下的是过去或现在的老师。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导师，在青少年时期就找到自己导师的人是幸运的。然而，对于一些人而言，种子在他们的前半生都处于休眠状态。我妻子和我做过一项名为“改造生活：女人60”的研究，在这本书里我们采访里28位在60岁时改造了自己的生活并重获新生的女性，她们都是在养育了一个家庭后才去实现自己被延迟了的梦想，并且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从未意识到的天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太迟。她们中的一位被任命为牧师，另一位靠写儿童读物来养家的女士实现了长期以来去南极工作的夙愿，还有一位女士帮助她的女儿在海边的一个小镇经营一家咖啡馆并发现自己非常擅长于此。挖掘自己的种子，开启一条新的生活曲线，永远都不会太晚。
第13章 未来的学校
- 真正的学习始于好奇心，从一个疑问、一个挑战或者一个你需要回答的问题开始。其次是搜索观点和信息，这反过来又让你形成一个假设或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个解决方案需要进行验证，对结果的反思往往又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对于这种“学习循环”，孩子是凭直觉去做的；就写这些论文而言，我则是有意识地这么做的。自从上大学以来，我对教育的过程更感兴趣，然后才是教育的内容。我认为教育的内容在需要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到的，但这个过程必须在年轻的时候进行。后来当我申请一个石油行业的职位时，我向选拔委员会道歉说我对石油和商业一无所知。他们说：“别担心，你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头脑，我们可以把你所需要的所有内容都装进去。”这很令人欣慰，但我发现仅仅会学习和思考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如何为人处世。正如我发现的，学习永无止境，直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刻。
- 30年前，位于伦敦的皇家艺术学会发起了一场名为“能力教育”的运动，我也主持了几年。运动的目的是说服学校和大学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的教育观是基于“7C”的：培养（cultivation）、理解（comprehension）、创造（creativity）、合作（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ion）、信心（confidence）和能力（competence）。在我们看来，这7个要素是现代社会中完整、丰富的人生所必不可少的。培养和理解指的是在社会中立足所需要的基本的东西和技能——学校里教授的传统科目，主要是英语、历史、数学和科学，如今还有技术，比如编程等。在我们看来，这些是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但光靠这些是不够的，甚至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以传统的方式来教授。其他的几个C是可以学习但不能被教授的能力，也是让让人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的基本能力。关于能力，我们的解释是任何把事情完成的特定技能。我们相信这些能力最好是通过实际的项目或有明显效果的问题体现出来。“能力教育”运动给符合我们的标准的计划和项目颁发奖励，这些大多数都是在课堂之外，涉及艺术、体育或者企业风险投资。我过去曾建议这些活动应该由徐老师之外的专业人士来负责，比如当地社区的志愿者。教育的目的是为生活做准备，因此应该用接受教育后的生活来检验教育的成果，但这样的话时间间隔太长，永远无法完成，除非在校友聚会时搜集一些轶事趣闻。考试智能考察在接受知识不久后的消化吸收情况，而不是知识在生活中的运用。考试的过程本身就过于以自我为参照，它只考察教了什么，而不是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生专心于朱杯考试，这是死记硬背的做法，教育家不这样做。
- 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在家里，我们的好奇心最强，而且每天都在进行非强迫式的学习。“你怎么学会得把iPad玩得这么溜？”我问我6岁的小孙子。“我不知道，”他回答，“我只是玩着玩着就会了。”他同时还会很自然地讲希腊语和英语，这是从他的父母那儿雪莱的，并没有可以地学习。性格也是从家庭中形成的。在家里，年轻人学会或者应该学会如何合作和承担责任，锻炼自我控制，并意识到别人的需要。创造力是小孩子与生俱来的。只是等待机会爆发出来，正如沟通的愿望。换句话说，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通过言传身教以及规划的方式，在家里等待着被开发。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假设所有的家庭都是很好的典范，因此学校常常被用来弥补这些缺陷。因此，对于教育的第二曲线而言，第一阶段应该是找到一种方法，帮助父母履行自己作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负责人的责任。
- 当年轻人成熟得越来越早，而我们却在稳步地推迟他们参加工作，在支付薪酬之前要求他们有更多的学业成就的依据，这似乎很奇怪。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个阶段，让他们在工作中学习，并给他们付工资，在合适的时候再进行大学学习。这对于雇主和国家来说，将是一笔很好的投资。企业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它们才是真正地为工作做准备的学校，就像在另一端，家庭需要承担的职责是为生活做准备的学校，而正规教育是连接的桥梁，合在一起，它们将创造一个有利于每一个人的第二条曲线。
第14章 民主的挑战
- 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在1850年提出的著名的关于民主的定义，他称之为自由的理念。如今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人们随处都能听见抱怨和不满，而且不仅仅是在英国，近些年，政府和政治家的信任已经消失，这破坏了国家的和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看来，出现问题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历史的危险诱惑，二是权力的联合而不是分立，三是未能过渡到一个适当的权力下放体系或者说是联邦制度。在局外人看来，最后的结果似乎就是在过于集中的结构中由一个封闭的圈子运行的僵化体制。
第15章 他人的必要性
-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完全能自保。”约翰·邓恩（John Donne）说。我们需要别人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是有用的，如果可能的话，是被爱着的，从而与这个世界连接。
- 我认为，孤独跟我们通信录里有多少个名字没有关系，跟与他人接近或连接也没有关系。相反，孤独是一种你不用考虑其他人的感觉，一种在世上被忽略的感觉。遗憾的是如果其他人在你眼里无足轻重，那么你在他们眼里也是如此。如果你从来没有跟你的邻居打过招呼，那么你也不能指望他们跟你打招呼；如果你总是从孩子身上索取而从不付出，那么你因为他们忽略你而惩罚他们也是无济于事的。关心必须是相互的。如果人们因为一些共同的努力而连接在一起，那么这种相互关系通常是比较容易的，这一般发生在抚养子女、家庭、体育或社区活动中。孤独感的增加，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肚子生活和工作，很少有能把人们拉在一起做些需要共同承诺的事情。即使共享一个共同的空间也能对此有所帮助。自我负责的社会的一个缺点就是人们之间缺乏共同努力，甚至是一个共同的会面地点。如果没有这些，就算Facebook上有再多的信息也不会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工作场所在社交上如此重要的原因，虽然工作本身是物料的或者似乎毫无意义的，但它是一个让个体连接的地带。因此，无须怜悯在收银台的怪老头，他在那儿不仅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茶歇和聊天。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一直是社会的关键，及时家庭成员之间会争吵，这也是为什么各种教堂、犹太会堂、清真寺、佛教寺庙一直被视作相聚的场所。重要的不是有些家庭会争吵得多厉害，宗教局会有多少争辩，或者其他顾客有多喧闹，而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你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你不是一座孤岛。
- 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不断更新，特别是亲密的关系，因为人和环境在变化。终止一段关系可能过于激烈，对于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其他人而言也太过痛苦。更好的方式是，无论如何开始，都要探索一个新的契约。把关系视作一种契约、一种期望值的交换，可能听起来太正式、太墨守成规、太不浪漫，如果这种关系是婚姻的话。但对于不再希望受到传统束缚的人们而言，当他们需要自由，需要以新的方式来定义自己的时候，这种方式可能是有用的，它可以让人们探索一种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 爱情，最好能发展为一种深厚的友情，友情是对孤立、空虚、绝望等情绪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是高兴欢聚、分享喜怒哀愁的最佳机会。16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散文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论友谊》的结尾谈到：“一个男人作为父亲不能对儿子说，作为丈夫不能对妻子说，依据条约不能对敌人说，但在情形需要的时候可以对朋友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他可能会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可能会有许多朋友，有些可以一起聚会，一起运动，但在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依靠的、提供给你帮助的朋友，或者按照培根的说法吐露实情的朋友，非常少。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仅有的朋友紧紧捆绑在你身边，因为他们的价值无法衡量。遗憾的是，Facebook上的“朋友”并不在此列。大多数年轻人在接受调查时认为，在紧急情况下，他们的“朋友”之中没有人可以纳入其中。那些因为共同兴趣而新兴的电子社群同样也很脆弱，除了分享之外不能指望更多。
- 在刚结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们会很兴奋，但除非你们共同经历了一些深刻的体验，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那一小部分可信赖的朋友。随着一个人年纪的增大，友谊的网络不可避免地会收缩。
- 保持对他人的兴趣，对他人感兴趣，这是老年人面临的主要挑战，要知道现在这最好是倒过来的，除非我们对别人感兴趣，否则他们不会对我们感兴趣。老人总是会情不自禁说很多话，重复讲熟悉的故事，在没有被请求的时候给出建议。更好的方式首先是向其他人学习，特别是年轻人，在邀请他们进入你的世界之前，先进入他们的世界，只要你的好奇是真诚的。回报是巨大的，因为年轻人是未来，未来比我们已经太了解的过去更有趣。而能一睹年轻人所看到的世界是一种殊荣。但要保持连接，就必须使用年轻人的连接方式，这就意味着要用好社交媒体和新技术。
第16章 与自己的契约
- 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从逻辑上排除了所有的中间目标，寻找一些不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而是独立存在的，因为自身的缘故而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他认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以合乎德行的方式，通过幸福（eudaimonia）追求卓越，这是他认为的美好人生。“eudaimonia”（幸福）是一个复杂的希腊语词汇，它通常被翻译成幸福，但亚里士多德要表达的并不是一种快乐或满足的状态，他指的是一些更积极和更富有成效的状态，更类似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心流”的概念，或者一些运动员所说的“处于巅峰状态”。我把它翻译为“为他人的利益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换句话说，不辜负你的潜能。“他人的利益”很重要，因为亚里士多德很清楚发挥人的潜能必须与美德相一致，是合乎德行的，而不是自私的。他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一种政治（意思是社会）动物，无法独自生活。我们都需要一个超越自我的目标来让我们感受到自己做出了贡献，给某些地方、某些人带来了影响。
- 我在其他地方曾提出过可以有“适当的自私”，也就是说要取得成功你必须首先投资于自己，但在那之后必须把那些成果用于某些超越自己利益的事情。如果你不先开发自己的潜力，那么你的贡献可能毫无价值，但如果你把发展成果全部留给自己，那这就是不恰当的自私并且最终无所得益。